“美梦”如何再度“起龙”：左滩计划Creative LAB的生活与艺术实验

刘潇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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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清洗龙舟上的泥沙，2025，图片致谢李润坚。全文图片均拍摄于第二届左滩计划Creative LAB，2025–2026。

一、水里的龙舟

前年（2024年）十二月我第二次拜访左滩时，在居住的宿舍楼前看见几艘倒扣在水里的龙舟。船身半浸在淤泥与溪水之间，长满水草和苔藓，仿佛已经被人遗忘，这和我同年八月初次来访时候的景象完全不同，那时候的龙舟飘在水上，不远处的西江里随处可以见龙舟队练习的身影。我这才知道，在顺德乡村，暂时不用的龙舟常常就这样“养”在水里。等到来年“起龙”，人们再把它们从水中唤醒，除去污垢，修补船身，重新上油，让它们回到河面。

2024年8月参加第一届左滩计划Creative LAB，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艺术驻地。原定两周的项目因为工作原因缩短为一周，我只能在溽热潮湿的乡下，对“南方”走马观花。作为一个长于苏北、求学于上海的人，顺德左滩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不仅龙舟，这里的饮食、植被，甚至语言，都和我从 TVB 电视剧里学来的粤语经验不尽相同。

二高的作品是引导我申请驻地的唯一线索。在2019年的讲座式表演《恭喜发财》中，他用个人和家庭的离散经历，讲述一个被全球化穿透的南方。他的故事让我感到亲切，又感到陌生，也让我第一次在影视媒介之外，看见一种难以被简单归纳的粤语文化。

第二届Creative LAB于2025年末再次启动。二高表演的制作人Benson邀请我以第一届参与者的身份，写一写驻地，也写一写我印象中的左滩。第二届较第一届的形式有所调整，不同于第一届艺术家们分批到来的“马拉松式”驻留，第二届的七位青年艺术家需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村中共同生活、协同创作。驻地结束后，他们将自己的临时团体命名为“美梦补习社”，以呼应他们在这一个月中所建构出的三个工作原则：“去作品化”、“共同生活”和“共同学习”。

工作安排的关系，我最终没能在驻地期间去往左滩做一手观察，但却得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艺术家驻地期间的社交媒体、事后的回顾文章和最后的公开分享会中“进入”这场驻地。可供书写的材料数量庞大，却很难被整理成一条清楚的线索，比如在微信群聊中，生活和艺术没有明确分界：约饭、散步、参观、创作、闲聊和深夜谈心不断交错，直到驻地结束之后仍未完全停止。一个月里发生的许多事情没有即刻成为作品，也未必能够被完整记录。它们混杂在吃饭、散步、聊天、协作和共同生活的细节里，像那些暂时沉入水中的龙舟，被日常的水草一点点覆盖。然而，Creative Lab毕竟仍是一个艺术项目。“去作品化”可以让作品暂时退出中心，却无法真正取消“再现”：微信群里不断累积的对话、艺术家的社交媒体、驻地日记、事后的回顾文章和公开分享，本身都在把已经发生的生活重新打捞出来，只是这些零散而庞杂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书写也是其中一次“再现”的企图：试着把沉入生活流中的经验重新翻出来、清理、辨认，使它们暂时获得一个可以被观看和讨论的形状，同时也尽量捕捉：还有什么仍然留在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关系、身体经验与共同生活之中，继续在水下流淌？它们又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被下一次“起龙”重新唤醒？

二、不要作品要生活

第二届驻地于2026年1月5日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分享会中结束，它和日记、工作坊、展览一起，构成了这一个月最容易被外部观看和理解的部分，但这些形式并不能完全概括驻地本身。因为相较于第一届，第二届更明显地把注意力从“最后做出了什么”移向“这群人如何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以及在相处中发生了什么”。

这种转变并非突然出现。第一届Creative LAB已经尝试弱化明确产出的要求，第一届的观察员、写作者曹新笛将当时的驻地经验概括为“不要作品要生活”和“共处与栖居”。只是那时，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还在摸索一种不以成果为前提的驻地究竟可以如何展开。生活占据了驻留的大部分时间，却仍然在某个节点不同程度地被重新组织进个人作品之中。

艺术家黄素怀邀请村民带她前往一个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共同坐下发呆十分钟，由此形成影像装置《左滩十分钟》（2024）；编舞者和表演者王韵可把与村民的日常聊天写进表演；艺术家张利雄则结合西江水利调研与个人经历，创作讲座式展演《焉知鱼之乐》（2025）。在这些实践里，左滩既是艺术家居住和行动的现场，也仍然作为一个被访问、记录和转化的对象进入作品。换言之，第一届虽然试图让生活先于作品发生，但作品仍然承担着把驻地经验整理出来、交给公众观看的任务。

到了第二届，这种关系被进一步松动。组织者不再要求艺术家从一个事先设定的计划出发，也更明确地鼓励他们把彼此视为驻地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二高在分享中提到，遴选时并不特别看重申请者提前“空想”出来的艺术方案，反而会参考性格、星座以及跨学科背景，希望不同的人在真正住到一起以后，产生无法提前设计的影响。于是，驻地首先需要组织的，不再是一组等待完成的作品，而是一组需要长时间相处的人。

左滩的现实环境，使这种安排变得格外具体。村子离顺德城区约一小时车程，离广州约一个半小时；快递通常要多等一两天，外卖选择也很有限。第一届时，我和黄素怀、王韵可同吃同住，共用冲口生产队的排练厅，工作以外的联结也成为我们各自“左滩”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据制作人 Benson 回忆，第一届的原定名额满了以后，组织者仍然从候选名单中增加了几位参与者，希望让背景尽可能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人数的增加既带着一种直接的“好客”，也和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有关：当城市里的便利暂时退后，人和人之间的陪伴本身就成为日常运转的一部分。

因此，放在Creative LAB的语境中，所谓“没有作品指标”，并不意味着驻地因此变得松散，也不意味着组织工作减少了。恰恰相反，当一件件作品不再承担全部的展示和说明功能，原本集中在作品上的工作被分散到了更多地方：谁和谁住在一起，如何安排场地和交通，临时活动怎样发生，艺术家之间怎样交换技术与经验，又如何通过日记、工作坊、分享会和各种零散记录，让外部的人获得进入这段生活的入口。许多过程因此变得更琐碎，也更不容易被看见。

三、一场无法被观察的驻地

这种有着生活肌理的驻地，本身就有些“反观察”。照片、文字、日记和公开发言当然留下了许多痕迹，但它们只能捕捉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经验停留在反复发生的琐事里：谁先起床，谁负责叫车，谁临时加入了谁的计划，谁在散步时改变了一个想法，谁在深夜说出了此前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情。这些细节未必能够进入一件作品，也很难由一个没有长期生活在现场的人重新拼合。

或许正因为这种“反观察”特质，参与者在过程中得以更多地“交付”自己，很多人在事后谈起这一个月时，使用的词语高度相似：“学习”“滋养”“松弛”“美梦”“神仙般的日子”。与现实中的补习社逻辑相反，“美梦补习社”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也没有谁必须证明自己取得了进步。暂时脱离明确的成果要求之后，生活不必时时成为作品的准备，同侪也不必立即变成资源、观众或潜在的合作对象。

对于长期处在竞争和资源压力中的青年艺术家来说，这种状态有非常真实的吸引力。戏剧导演洪天贻用“神仙般的日子”形容这种状态。对她来说，作品指标的移除，也免除了艺术家被一次性消耗的压力。和如今很多戏剧节“周期-任务-呈现”的工作方式相比，在左滩，艺术家不需要从抵达的第一天就考虑自己最后能够拿出什么。松弛不只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从生活到生产的节奏的全盘变化。

但也正因为“松弛”“滋养”几乎成为参与者共同认可的描述，我开始对这份圆满感到迟疑。一个月的共同生活真的如此没有摩擦吗？还是那些不顺畅、不理解，甚至难以进入的部分，在事后的回忆中更容易被略去？

来自西安的艺术家李琪提供了一条不同的线索。他用”进入的难度”形容自己在左滩的经历：参与龙舟训练，需要听懂并不熟悉的粤语，适应当地的时间表和湿热气候，也要让身体逐渐达到划船所需要的技术条件。这种“进入”于是变得具体——听不懂、跟不上、疲惫、肌肉酸痛的身体感受，以及必须从头学习的身体动作。这些具身的“阻力”是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了一种“只要驻地，便会在地”的想象。

但是，“寻找阻力”本身亦值得警惕：当一个外来的艺术家通过某种艰难的身体经验确认了自己的“进入”，他是否亦在寻求一种符合预期的“在地性“？这个问题在艺术家选择龙舟这个极具辨识度的南方符号时显得尤其值得思考。

更重要的是，当“左滩”不断被描述成一个能够让艺术家放慢、连接和恢复能量的地方时，左滩本身是否也正在变成一种过于方便的背景？村庄的语言、劳动节奏、代际关系，以及艺术家作为外来者进入其中时遇到的阻力，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这场“美梦”？

不过，第二届Creative LAB较第一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经验并不是由七个个体艺术家分别完成然后被并置在一起的。在一个强调个人才能和个体创造的艺术生态中，一个月的集体生活制造出了一种少有的样态——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兴趣和方法，持续暴露在他人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中，而个体对于在地的理解，在因此经过他人而得到反馈与修正。于是”进入”地方不再是“人与地方”的单线关系，艺术家也成为彼此校准经验的坐标。

而艺术家内部的这种开放与灵活，是否进一步延伸到他们和村庄、村民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

四、“友谊万岁”

第二届的七位艺术家是带着各自的方法进入左滩的，有人做剧场，有人做装置，有人从身体行动出发，有人研究命理，“美梦补习社”并不是七人实践的简单叠加，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在申请阶段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中，在一次次的吃饭、闲逛、争论甚至无目的的共处中长出来的。

在分享会上，艺术家Mady说，几个人虽然只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却已经达到一种惊人的透明度：“虽然我们几个人只认识了一个月，但已经深知所有人的家底，就是每个人的所有的最黑暗的秘密，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出行并不便利、日常选择也相对有限的小村落里，他们不断约饭、长距离游荡，也在深夜交谈。对“家底”和“最黑暗秘密”的共享并不是为了积累艺术素材，却真实改变了彼此相处和工作的方式。

这种关系很快从生活进入创作，使得每个人都在自己原本熟悉的工作方式中，因为别人的存在而开了一个口子。戏剧背景的洪天贻为李琪的写作提供支持，李琪则帮助瑞士艺术家Ernestyna Orlowska调试机械装置。明萌萌继续实验绿幕抠像，李浩组织算命活动，李琪发展行为装置，丘智华记录购买清单与消费欲望，洪天贻从剧场调度出发。共同生活没有让他们逐渐使用同一种方法，反而让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工作方式，短暂进入彼此的视野和过程之中。

主持人黄奕在分享会上追问：这种充满“真诚、爱与友谊”的关系，回到现实世界以后还能否存在？艺术家们承认，它很可能只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无法原样延续到更长的生活里。一个月以后，人们重新回到不同的城市、职业、家庭和生产节奏，群聊也可能慢慢安静下来。

但暂时性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是无用的。对参与者来说，这一个月至少提供了一种具体经验：艺术家之间的联系不必总是从项目、资源和成果开始。他们可以先一起吃饭、散步，谈论恐惧和秘密，也可以在并不确定是否会形成作品的情况下，进入彼此的工作方法。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这些关系能否永久持续，而是它们曾经在一个有限时段里，改变了人们彼此接近的方式。

而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发生，也离不开一个被刻意搭建出来的生活环境。共同居住、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组织者的协调和照料，让人与人之间拥有了远比普通项目更长的相处时间。于是，“美梦补习社”的“友谊”不应该只被看成参与者之间自然生长出来的结果，也应该提醒我们看到：是谁创造了这个空间，又是谁在邀请别人进入？

“友谊万岁，谢谢你邀请我到你家！”二高在2020年结束北海道浦河町“伯特利之家”的驻地时，曾把这句话作为驻地小结的标题。也许他对于驻留的理解很早就埋在这句话里：驻地不应只是进入一个地方采摘素材，也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重新认识自己，试验艺术家、社群和生活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

到了左滩，二高不再只是被邀请进入别人生活的艺术家，也开始成为发出邀请的人。他与合作伙伴邀请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住进村庄，共同生活，并以左滩作为一段关系得以发生的条件。当曾经的流动者成为邀请者，新的责任也随之出现。这不仅包括遴选的标准与组织的责任，也包括如何让渡对“在地”的解释权：组织者既不能以“隐身”否认自己已经参与塑造了驻地，也不能垄断对“在地”的命名，而需要在组织、引导与让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当左滩被作为一个可以邀请他人进入的“家”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应当拥有定义这个“家”的权利，包括补充、改变，甚至拒绝外来者对它的解释。

五、“美梦”中的南方

这种在引导与让渡之间的位置，在“南方”这个问题上显得尤为具体。因为项目发生在顺德左滩，“南方”变成一个如此容易被自然化的前提，而二高本人的创作长期关注漂泊、离岛、家庭离散和全球化中的南方经验，在迁来左滩之后，更将自己的工作室更名为“南方舞馆”。第一次来到左滩，我自己也曾带着关于“南方”的想象进入，其中也包括二高作品为我勾勒出来的图景。这段经验后来让我意识到，驻地中的“自由进入”并非真正没有前提，艺术家始终在被邀请进入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关系和秩序。

第二届尽量减少统一任务和策展框架，本意是把更多主动权交还给艺术家。但如果这种开放同时模糊了“谁在邀请、谁在进入”的位置，自由也可能产生另一种盲点。当进入者不再意识到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距离，原本携带的兴趣、经验和想象，就很容易代替对地方更缓慢的观察。湿热、食物、粤语、河涌、龙舟都可以成为理解左滩的入口，却也可能因为足够鲜明，而被迅速组织成一个早已熟悉的“南方”。第二届艺术家的实践其实呈现出了不同的进入路径：Ernestyna从电子产品的碳足迹出发，李琪进入龙舟训练，丘智华记录消费欲望和购买行为。他们面对同一个左滩，却并不共享同一种问题意识。

比如李琪的龙舟经验，尤其能说明这种复杂性，身体经验改变了外来者与地方接触的方式，提醒着“进入”的代价，而参与者也有可能因为这项活动而不知不觉确认了自己的对于岭南水乡的想象。真正需要警惕的，反而是这些彼此不同的经验在事后的回顾中，被重新归拢成一个过于统一的“南方经验”，而人口流动、消费结构、城乡关系以及村庄自身的变化等不那么具有地方辨识度的现实，则退到背景。

因此，驻地需要的或许并不是更多限制，而是对“host”与“guest”位置的觉知。开放并不意味着取消彼此的位置；恰恰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被邀请进入的人，艺术家才可能分辨，眼前所见究竟来自左滩，还是来自自己对于左滩的期待。

而这种分辨最终仍要通过具体的关系发生。问题不只是艺术家如何观看左滩，更在于他们与左滩建立了怎样的关系：一次龙舟训练是否改变了参与者对地方的理解，一次工作坊之后是否还留下后续，村民是否只是被访问和观看的对象，还是也能够进入项目的组织、评价与后续叙述。真正能够修正投射的，也许正是那些让进入者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位置的具体交往，而组织者又如何在提供进入路径的同时，不替地方预先完成解释，这些都构成了Creative LAB下一步无法回避的问题。

六、等待下一次“起龙”

两届Creative LAB之后，“共学”“共居”和“不以作品为中心”的方向已经逐渐清晰。它并非一个脱离现实的避世乌托邦，而更像一次仍在形成中的实验。这场实验也留下了许多尚未回答的问题。以性格、星座和跨学科背景挑选参与者，究竟会形成怎样的组合；一段暂时的松弛，离开驻地之后还能留下多少作用；语言障碍、地方经验，以及组织者与参与者之间动态关系，又会怎样进入下一次驻地——这些都还没有现成答案。

也许它们本来就不需要在一次驻地结束时被整理成一套方法。一个月里形成的友谊、摩擦、身体记忆和未完成的合作，更像那些被养在水里的龙舟：暂时沉入各自的生活，看起来没有明确去向，也可能慢慢覆上遗忘的水草。

判断Creative LAB留下了什么，不能只看结束时的公开呈现或者某个节点上的梳理与回顾，还要看那些离开左滩之后仍然会被重新使用的经验：一种后来改变了的同侪相处方式，一项继续生长的合作，一次对地方想象的修正，或者下一届组织者对于邀请、翻译和在地关系作出的调整。

这些东西未必始终可见。它们可能沉下去，很久不再被提起；也可能在另一个项目、一次重逢，或者某个新的困境里重新浮现。就像左滩水里的龙舟，在真正被拉回岸上、清理打磨之前，很难判断那些覆盖其上的水草之下，究竟还保存着什么。

而下一次“起龙”，也许正发生在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