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洪流中下潜
- 盛天一
- 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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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11小时前
本文标题“在时代的洪流中下潜”直接引自展览“聚散的织痕：纪念亲密、脆弱与行动的档案”，是展览的研究性档案展示部分的标题。我认为再没有其他一番话语，可以如此准确地道明此情此景下我（相信还有大部分的读者们）的生存状态。如果说你拒绝承认“下潜”，那我想听你说说，上一次感到“浮出水面”是什么时候？还是说，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原来的水位盘旋？
通过这样一番略显悲观，也带有倾略性的质问，我不仅指向从事当代艺术的我们，更想要指向身处于不同社群网络、亲缘血脉、亲密关系的我们。我想这也是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的这次展览想要面对的人们。这些关系和纽带时而振奋人心，时而放大我们的孤独，时而将我们与同类连接在一起，时而又使我们难以抽离在此之中，我们如何与他人共处，与自己独处？后疫情时代下那些未曾被好好安放的创伤与接踵而至的高压生活，无疑让这些终生课题又变难了许多。因此，在这个讨论聚和散的展览中，我最初便没有试图寻找答案，而是放任自己在其中，让质问叩击内心，寻求下潜中的陪伴。
这场展览被放置在过去近十年，也包括疫情时期的语境之下。照料、倾诉、诚实、脆弱、哀悼，这些关键词没有悬停在策展文本中，而在社群与个体经验中体现得十分具象。展览以“海螺”作为概念的意象，“织布”作为穿针引线与共同行动的媒介，将这些叙事组织在一起。这两者本身都暗含某种亲密与内省：海螺的结构同时指向抵挡外部环境侵蚀的坚硬外壳与幽深内部的柔软肉身，而编织将一缕缕线连成一张柔韧的网。正如展览所汇集的作品虽极具私人情感，却呈现出某种“共时性”，它们成为当下时空中社会结构与个人困境相互交织的普遍缩影。
展览中的每位创作者既是来自不同教育与实践背景的独立个体，也是社群的参与者和共建者。他们的作品从特定人生阶段的挣扎与体悟而来，也同样生发自集体行动与自组织中的经验。比如：罗渣曾在2021年于上海合租的家中发起了“懒汉之家”，这不仅是一个共居空间，也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提供了一个线下聚集的活动场所。这段为期三年的共同经历在“上海之春”的前后显得尤为珍贵，但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更为落寞的一面：后来她去到日本留学，居所对她而言却不再是往日美好的客厅，而是一间压抑的小黑屋。罗渣坐在其中对着镜头倾诉着身在异乡的困境，在身份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集体中那些近乎理想的状态似乎无力被延续。
当然，自组织也并非就意味着家园和乌托邦。正因其自发的意愿，成员们往往更加需要直面其中的分歧与冲突，而协调与退让最终留下的是诸多需要与自我和解的问题，它们也在展览中有所体现：Money的作品是一排挂在撒满阳光的展厅窗边，像是正在被晾干的抹布。仔细观察，这些抹布的角落绣上了“attention”的字样，提示我们关注一块块抹布背后难以被看见的琐碎劳动。缝纫不仅是Money的日常习惯，也是她面对集体创作带给她的伤害、自我修复的方式。陈夯的作品通过无情节设定下肢体时而轻微的摆动、时而激烈的各自碰撞，来讲述社群中那些难以言明的感受。海涵和shan的各自作品则坦诚地将这些摩擦、压力与被掩盖的努力文本化，也通过一本小志（Zine）引导我们直视并梳理这些无法逃避的难题——这不仅是自组织的难题，也存在于所有人的日常经验中，而你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与所处的关系中练习。
与集体分离，与生命分离，如何接纳分离——有相聚，就必然有别离。这也是此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大多数关注社群的展览会优先呈现共同实践，但个体的轨迹与心路却鲜少提及。展览逐渐步入沉重的色彩：小卡是“刺鸟栖息地”的创办人，过去十几年里她在一直在精神健康领域实践，目睹了大量身心操劳、生死别离，也面临了组织的解散。她所呈现的影像装置像是对于这些经验的整理和追问：就像那些笼统的诊断术语，我们的痛苦是否也可以被轻易归纳？个体又如何在这些反复的拉扯和消耗中自处？匿名小组C、王欣和Z也通过虚构化、日记式的共同写作，坦然地讲述了更多关于失去的故事，失去机构、恋人、朋友、热情，这些写作揭开了理想主义之下混沌、晦暗的复杂一面。展览的最深处是一个白色的茧房，其中朱丽娜的苏绣绣下行动者的指纹，而赵伊人的声音作品低沉地徘徊在耳侧。它们在此形成了一处哀悼空间。我们无法改变分离与失去，但展览中不同议题的作品如同分流的小径，人们可以沿着它们，道别、纪念、自我安顿。
连接负一层展厅空间的阶梯扶手的内侧被改造为书架，这便是此次展览的档案区域“在时代的洪流中下潜”——你可以切身地下行，沿着倒叙的线形时间前往更为具体的语境与线索。这些资料像是从不同行动者的在场经验中打捞而来的共同记忆，将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宏观的公共议题声场。它们并非是对过去十几年社会现状的全览，在多重限度的角力下也并不直白，但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与自身相连的据证。劳工、拆迁等一度沸沸扬扬引起抗议与社会行动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不少自组织也先后因拆迁而被迫解散：在贫富差距结构与劳动榨取的规则下，人们仍然需要奋力争取公平与合理的对待。档案也提到了2015年因一部纪录片《柴静调查：穹顶之下》而揭开的雾霾事件。这曾是我在学生时代首次切身体会的社会争议，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公共讨论缺位的标志性事件。这些我们曾见证或亲历的事件、实践、经验，证明个人与社会从未真正分离，一如文章开头所指的高压不仅是个体情绪感受，更是由当下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它们塑造了群体和个人的生活状态，也正是我理解中的“时代洪流”。过去也不会被真正遗忘，今天发生的社会参与行动都来自不同时空中的挣扎、不公、愤怒，在其中沉积、缠绕、现形。
展览并未选择呈现那些在当代艺术系统中的成熟作品，更像是交由创作者用感官灵活编排着自身的经验，因此显得有一些“松散”，也具有弹性。展览现场还散布着一些集体工作坊的成果，邀请观众使用的“劳动空间”，以及展览札记、会议记录、费用组成等开诚布公的、深入到展览后台的资料。你可以更多看到一个过程性的展览，甚至收获不少可参照的实用经验。你也不难看出这个展览由策展小组与创作者组成了临时的小型社群，他们共同工作、集体推进，强调“非层级协作”的原则，将自组织中的经验贯彻在机构语境中。在上述作品的前提下，你便知道这并非是一件易事：这考验关系的处理，也需要与结构兼容，制作这样一场展览需要团队成员付出难以想象的协商、包容、进退等心力。毕竟一场发生在当代艺术机构的展览，普遍在少数人相对决绝的判断下高效或仓促地完成，而这大部分时候意味着被草率收束的话语与被埋没的问题意识——我想，我们是时候感到厌倦了。
最终，我们可以在这次展览中反思并珍视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与集体关系。机构中的工作常常让人认识到个体的限度，大多数人明知自己只是在千篇一律之外另起千篇的一律，却无从撕开改变的缝隙，因为我们深知这一举动牵扯的复杂因素与潜在的危险性。这并非是谁绝对对或错，只是必然导向系统和个体的“单向度”。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讨论发达工业社会的麻木不仁，人们失去了对于外在现实的批判能力，成为维持生产与消费的机器。在今天，这样的现象已经渗透在各行各业，人们普遍用“螺丝钉”“棋子”这样的词来替代自己的具体角色与身份。只不过，如果以创意和思考驱动的文化产业不主动抵抗，不是更为可怖吗？
还好，我还能够常常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看到机械结构的挤压让共同行动溢出：在不公平事件中，有成员坚守前线充当护盾，有人站出来重申正义，也有成员在混乱中抽丝剥茧，最终让事情重回正轨。这关乎个体有限能力之外的共同承担的信任与责任，而在日常生活的吞噬下，这些鲜活的人与现场能支撑彼此行得更远。
推动这次展览在今天形成的力量，可以追溯到开始于2013年的定海桥互助社，展览中的大部分参与者也都因此相识，并发展出自身的实践。互助社在2021年随着所在实体空间拆迁而暂停，而这期间有太多的组织与社群自发产生联结，又在不同外力的影响下瓦解。但是，这些生发自社群与集体的精神未曾停止，我们仍看到它们源源不断地以不同形式被延续。这次展览是上纽ICA研究项目“无光之火”的最后一季内容，该项目以“发酵”比喻记忆、存档与历史书写。那么，在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记载，也可以被轻易抹去的今天，我们的行动可以留下什么，它们如何在未来提供异质性的书写？我们又如何梳理与记录这些记忆，保护它们的能动性，让它们即使被密封在异处，也拥有行动与再叙述的能力？这不仅是机构，尤其是吞噬着大量资金并声称自身可以为社会思想带来不同视角的当代艺术机构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萦绕在每位个体的身边：直面失败与挫折让我们感到恐惧，但如果就连我们自己都忘了下潜时所压抑的苦闷与伤痛，又如何让自己与后继之人在滚滚洪流中不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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