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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寓言

郭敏啸
11月7日
讀畢需時 40 分鐘

已更新:11月11日

 

前言

于美院就读时,我坚信一件事:若不与真正处于实践中的艺术家在一起,便无法真正理解艺术。因此我去了创作专业。接下来的几年,我获得了大量与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得以深入一个艺术生态——它有自己的脉络,更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历史化冲动:急切地将自身对接到某个伟大的传统中去,又坦然承认自己与当下市场和体制的关联。这份清醒也使它早早意识到自己的矛盾:所谓脱离体制而行的“自发”,往往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于是“介入”成了这里最具道德优越性、也最空虚的话语——高道德,意味着面对现实和体制时出淤泥而不染的心态;空虚,意味着介入的无能和无效。


杭州是否真的如它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例外?实际上,这是一座有着强计划传统的城市:从“东方的日内瓦”,到西湖的数次重建,再到那张无所不在的政务服务网络;国美的强势在场,更使这里的艺术生态呈现出典型的同心圆结构。整个中国的艺术运动史,本就无法绕开国美。这正是“社会内在于国家”的最佳体现。


八十年代为我们展现了诸多进入历史的方法。一句玩笑话说,按照贡布里希的方法,我们只能分析成功的作品。深受波普尔影响的贡氏自有其科学哲学的古典美德,但理论的吊诡之处在于:逻辑链条一旦完备,便提供了逆炼的手段——既然成功取决于历史情境,那么预先制造情境、再用情境包裹艺术家,岂不成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手段?区别于这种自我实现式的历史书写,另一种方法更显真诚:它坚信自身的道路,数十年如一日地内化,使其成为行动准则,最后成为历史本身。林风眠就在这时出现于我脑海:于当下的生态而言,他足够遥远,又承担着起源的地位;于国美而言,他作为建校者的观念深深塑造了它的精神;于整个中国文艺而言,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举足轻重的责任,又在一个辉煌到来的时刻被放下。


本文以时间为叙述主轴。文章写完,我深感不满,我仍觉得它有倾向性。但正如列文森所言,我们需要接受对历史的不满,因为这不满正是历史的结果。它既不提供和解的可能,也让人无法停留在过去。


一

在一张1963年的照片中,林风眠站在南昌路寓所的画桌前,右手执笔,笔尖悬在纸面上;他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面前的画里。身后的墙面被被画框、书册和杂物占据。房间里看不到窗户,仿佛也隔绝了那个正在剧烈地、粗暴地改变自己的上海,留下的只是对绘画行为本身的专注。


这场景让人联想到林风眠的那个著名比喻:“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1963年,林风眠在上海南昌路寓所。


王德威在一篇专论里抓住了这一“斯芬克士”意象的丰富意涵:“林风眠是把自己比作那希腊神话里的怪物和它残酷的谜题,还是把自己比作那埃及沙漠里著名的斯芬克士雕像?或二者皆是?无论如何,通过斯芬克士掌握人生谜题(的艺术),林风眠触及了人对生命神秘向度的探索,以及艺术作为一种谜语的微妙关系。作为一个斯芬克士般的角色,林风眠——还有他的绘画——对观者而言,注定是难以捉摸的。或用徐悲鸿的话来说,是‘令人困惑的’。”[1]他指出了斯芬克士这一自指所呈现的林风眠的复杂多面。


1963年是一个间歇。五十年代起,林风眠被艺术界批判为形式主义;这场批判一直延续到1968年8月26日,他以“日本特务”的罪名被关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2]四年多以后,他获释。1963年,他的个展在北京开放:观众在意见簿上写下“我不喜欢林先生的画……我们的劳动人民怎会是那样丑陋、消沉呢”“故意让群众看不懂吗”[3];也是在这几年,《美术》杂志先称他的画“像艺术百宝箱中的一颗碧玉”[4],三年后又刊文说他“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感情意趣格格不入”。[5]


林风眠选择的这个意象——斯芬克士——恰恰揭示了一个艺术家与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复杂张力:当“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当国家、体制、意识形态不断重新定义艺术应该是什么,一个艺术家如何“依然不动”?这个“不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拒绝?是坚守?还是一种更复杂的、在多重力量夹缝中寻找呼吸空间的生存策略?


林风眠的一生恰恰展现了艺术与体制之间最深刻的矛盾:当体制需要艺术来表征自己、为自己赋予意义时,艺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当艺术坚持自身的逻辑、拒绝被简化为任何外部目的的工具时,它又立刻变得危险、可疑、需要被改造。一种说法会将其视为两种“主义”的对立——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判断。但我想说的是,这其中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对抗“为社会而艺术”;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时间性、不同的合法性来源、两种不同的普遍性诉求之间的根本冲突所导致的矛盾。


于体制而言,它需要艺术是可读的、可传播的、能够被纳入进一个宏大的叙事。国家需要用艺术来证明自己是“现代的”、“民族的”、“人民的”。这个需求本身并非虚假——它来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自身合法性的真实压力。


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逻辑。在林风眠那里,它依赖于一种不经概念中介、直接打动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拒绝被预先规定,拒绝被化约为任何现成的分类(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人民的/精英的)。它要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缓慢的、重复的、在画面内部展开的时间——这显然与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工具式的“前进”的时间根本不同。


这一矛盾是林风眠的挣扎所在。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他深深关切中国艺术的命运,他创办学院、培养学生、参与艺术运动;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为社会而艺术”者——他拒绝让艺术成为任何外部目的的传声筒,他坚持“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对两者双重的拒斥使得他在任何时代都显得不合时宜。


这不合时宜造成了林风眠的境遇。他经历了一个传统文人画家所不可能经历的全部制度位置:他被国家任命,被国家征用,也被国家否定,随后被市场发现,被重新写进历史。每一种安置都真实地发生过,也都带着它特有的代价,映照在他的整个艺术生涯里。至于他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作出的“回应”,无疑也牵涉着中国艺术何以现代的独特路径,关乎艺术的理想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辨认和实现自己这些无比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


二

1926年初,二十六岁的林风眠从法国回到中国,2月底抵达北京。一个人只有在远离故土的时候,才会发现故土是什么。六年多的异国经历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异国客体的属性;回国之后,他在欧洲学到的所有东西都要求他回答一个他并没有被问过的问题——中国艺术如何现代化,如何面对西方的艺术。彼时,康有为说“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6],陈独秀说要“革王画的命”[7]。林风眠区别于康有为、陈独秀直接从“中国需要什么”来决定“艺术应该是什么”,进而选择废弃旧艺术、建立新艺术的激进观念。他尝试从“艺术是如何构成的”的角度去推导出“中国需要什么”。


这一观念在林风眠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3卷第10号的《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可见一斑。[8]他尝试给出一个不一样的思路来处理中国艺术如何现代化这个“似乎很空大而且复杂”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了其之所以“空大”“复杂”的缘故:“(一)因为中国学术界对于东西艺术的构成,根本上同异之处,尚没有定论;(二)对于艺术上历史的观念太少,不能从过去经验中发现将来。”从这一判断出发,林先尝试把东西方艺术各自定性:西方艺术以摹仿自然为中心,长于形式,短于情绪——“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为印刷物”。而东方艺术以描写想象为主,长于情绪,短于形式——“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倦的戏笔”。在定性的基础上,林进而在看起来迥异的二者间,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清晰的“调和”方案:“其实西方艺术上之所短,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相补,世界新艺术之产生,正在目前,惟视吾人努力之方针耳”。而且正因为“中国现代艺术,因构成之方法不发达,结果不能自由表现其情绪上之希求”,所以更应该“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期形式上之发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


在这篇文章里,林风眠先花了全文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了艺术的起源(情绪冲动)、艺术的形式(经验与理性的介入)、艺术与宗教的分野。随后在一整个历史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内部的分析框架。最后他才把这套框架推到东西方比较上——这意味着主导他思路的“调和论”不是“因为中国需要复兴,所以我们来调和东西”而诞生的;毋宁说,正因为艺术本身要求情绪和形式的平衡,并且由于东西方各自只完成了一半,所以尚未完成的调和构成了艺术内在的要求——只不过这种调和恰好可以帮助中国艺术复兴。


“中国”这个概念,直到林分析的最后一步才出现。因此,“国族”在他这里不是作为论证的前提存在的,真正的前提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


不过,艺术在前并不意味林缺乏国族感情。实际上读过原文,就能意识到“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在林整个论证环节中作为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正因为林首先是作为一个相信“艺术有自己的逻辑”的人,所以当“中国艺术复兴”顺理成章地被推导出来时才显得格外具有紧迫性——此刻,“中国复兴”并不简单是国族叙事,而代表了林心中那个同时包含了“中”与“西”的理想艺术的完善,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自身历史的发展环节出现的。


1929年,林风眠在《亚波罗》杂志发表《知与感》,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建立在艺术内部的思考。[9]他说:“艺术是诉诸感情的”。在文中,他区分了两种认识方式:知得,以理智胜人;感得,以感情胜人。而艺术的价值,在林的认识里,乃是由感得得到的。判断艺术家态度是否诚恳的依据,首先也是看他的创作是否从“感得”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感得”作为一种不经概念中介、直接唤起情绪体验的能力,构成了林风眠全部论证的最小单位。


在做这个区分的时候,林完全没有提到“东西”,也没有提到“调和”,没有提到“中国艺术之复兴”。尽管在1926年的《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林已经假设了“中”和“西”是可以被定义,可以被比较,因此可以被“调”的。但如果艺术最终依赖的是感得——如果你在一张画面前被打动的那一刻根本不经过“这是中国画还是西洋画”的认知判断——那么调和论的前提就是可以悬置的;感得是排斥分类的。


1928年,《亚波罗》创刊号封面。
1928年,《亚波罗》创刊号封面。

“知与感”的区分也给了林风眠一个退路:如果“中西”最终证明是不可调和的,那至少还有“感得”——还有作品直接打动人的能力——可以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在林这里,“感得”是作为艺术的最小单位存在的。他需要相信“感得”是普世的。因为只有如此,中国艺术才不必“变成西方的”或者“守住传统的”,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它只需要是好艺术,而“好艺术”的标准不由任何文明独占。


这个信念本身有它的制度条件。在蔡元培那里,“美育代宗教”的方案,正是建立在“感情是普遍的”这一前提之上的。毋宁说,林风眠是这个方案最早的执行者。他此刻通过感知强调的一种的超越性,是一项被有着制度背景的历史要求,先有历史社会条件的巨变,才有哲学的说法。因此林风眠有关艺术的全部工作,就是把这作为历史必然环节而出现的普遍性,落回到具体的画面和具体的教学里。


而要解释林风眠这一思维的转变,首先需要区分艺术家身上的两样东西:显性的观念,与隐性的思维模式。观念是易变的,可以被公开修正,可以被后来的言论覆盖;思维模式却是隐蔽的、相对持久的,它决定了艺术家面对不同问题时反复做出的那一种特定选择。依此看去,《东西艺术之前途》之后的林风眠,已经在实践中把“调和”从一种观念,发展成了一种适度的方法论——因为此刻主导他的思维模式,是对“感得”的坚守。[1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风眠1935年写下的《艺术丛论》自序不应该被简单地读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它更应该被读作他的思维模式第一次公开压过了他的公开观念。[11]他说:


“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诸位也许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国粹绘画’同‘西洋绘画’剧烈地论争着的时期——我敢说,就是在眼前,这种论争也还在继续着。这是件很不幸的事情!因为,中国从明清以后,所谓‘国粹画’的中国固有方法是无可疑义地快要走入歧途了,所谓‘西洋画’的舶来方法也不过是个嫩嫩的新芽,我以为,大家论争的目标应该是怎样从两种方法之间找出一个合适的新方法来,而不应当互相诋毁与嫉视”。


第一句:“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取消了先前他将中西分别本质化的前提。第二句:“大家论争的目标应该是怎样从两种方法之间找出一个合适的新方法来”,则标志着“中国”和“西方”的退场,余下的只是“方法”。第三句:“不应当互相诋毁与嫉视”——这是在拒绝一种论争的架势,拒绝论争这一形式。从“调和”变成“无所谓中西”,林始终拒绝接受任何一种现成的分类框架——无论是“国粹画”的框架还是“西洋画”的框架,因此其思维模式应当是对“非此即彼”这一状态的明确拒绝。“无所谓中西”并没有放弃中西融合;它把这场融合抬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绘画自身的本质——以便越过中西对立的论争框架。


那么,从1926到1935,这九年间,林风眠做了什么?又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转变?一种庸俗的想法,是将这变化解释为艺术本身就具有矛盾和复杂性,但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一实际的转变是建立在艺术家本身的“决断”上的,是一种需要在实践中具体辨析的“进程”;历史不能把它强行合理化为一个“结果”的“过程”。在林这里,这一决断就是他在反思“调和”这个命题本身是否有效。决断的结果,是林回到了一种方法本身,回到了“论争”所不存在的“源头”中去。


而这一行为的转变,是依靠着“教学”来完成的。


此时的林风眠,不同于先前身陷于理论家间的争论: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后,作为院长和老师的他,要面对一个个正在学画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头脑还没有被“国粹画”和“西洋画”的分类所固化,因而作为老师的林风眠在他们身上要做的是“从头开始”的工作。此刻,“调和”于这些白纸一般的学生来说并不重要,而“艺术—绘画”的本质却很重要。据学生回忆,林风眠的教学相当宽松,不规定学生必须怎么画,却反复从心灵层面说话:技术固然重要,但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崇高和宽广的心灵。[12]在这句话里,心灵优先于技术,而技术——这一由现成的分类体系(“国粹画”的程式或“西洋画”的法则)来规定的东西——应该由艺术家自身的感受来决定。在“感得”先行的情况下,“中西”的边界被取消了。


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李可染——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支柱的画家,都曾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接受过他的指导。教学,在这里成为了林风眠实现“无所谓中西”的最具体的场所;而这一取消之所以可能,恰恰依赖于白纸一般的学生的实践。


三

从1926年的调和到1935年的“无所谓中西”——这是一条思想的线索。但这条线索并非在一个封闭的思想空间里展开。实际上,林风眠之所以去思考“艺术是什么”,恰恰是因为时代和历史本身在呼唤他重新定义艺术。因为,在知与感的区分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框架正在坍塌。这就是“业余理想”。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权威来自通才式的文化修养,所谓“君子不器”,与专业化的技能无关。科举选拔的是通人,专家不在其列。绘画在此框架中是士大夫文化修养的一部分,与诗歌、书法、音乐同属“雅事”。但这种“雅”恰恰建立在“非专业”的基础上:一个士大夫可以画画,但他首先是一个官僚、一个学者、一个道德主体。这时的艺术权威取决于艺术家的整体人格修养,因而自觉拒斥了那种在儒家的评价体系中可疑的标准——“画得好”。苏轼可以公然宣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正因为绘画的价值在于是否“取意气所到”,形似只是末节(《跋汉杰画山》);如果用倪瓒的说法,这就是“聊以写胸中逸气耳”。[13]


当林风眠1926年从法国回来时,这一整套文化制度基础已然崩溃。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1912年,君主制被推翻。曾经生产“业余”文人画家的社会机器——私塾教育、科举考试、官僚职位的文化与行政功能的统一——已经消失。林风眠不可能成为一个“文人画家”,文人身份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在一个暴风骤雨,整个社会都在寻求自身立足基础的时代,一个失去了传统文化官僚制基础的文人画家,要么像齐白石那样被重新发现为“人民艺术家”,获得国家化的政治的重新定位;要么像林风眠那样成为一个全新类型的艺术家的原型——诉诸习得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不再依靠通才修养来确立自身艺术的权威。这种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权威类型,是他在法国接受的训练(第戎美术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所赋予他的——也就是艺术教育者的权威。


传统文人的权威来自科举和仕途所授予的整体文化身份,绘画只是这种身份的延伸。但林风眠这一代职业艺术家不再享有这样的制度性庇护,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制度来建立自身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问题域中,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才不仅是美学主张;他通过建立现代艺术院校,推出了一整套制度方案——用学院、课程、展览,以及艺术本身经由感情而具有的那种普遍性,来填补儒家秩序解体后留下的社会整合真空。


在中国前现代的儒家秩序中,宗教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存在,其伦理和礼制实际上承担着整合社会的功能。而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它,其实是在思考现代民族国家在不依赖前现代文化体制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凝聚共同体这一问题。儒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或佛教那样可以被简单按照宗教去理解的文明形态。蔡元培说要代宗教,实际上是在说:既然我们不再有儒教了——既然科举废除了,君主制推翻了,士大夫阶层消失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某种新的东西来填补那个曾经由儒教填充的社会整合功能。


蔡元培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遵循一个清晰的逻辑。他在1917年的演讲中提出,宗教的精神作用可分为三种:知识、意志和感情。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已经取代了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功能(知识),伦理学已经提供了世俗化的行为规范(意志),唯有感情——所谓美感——仍然依附于宗教。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将感情也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蔡元培的理由不难看出康德无功利观点的影响,他认为:美是有普遍性和超脱性的。“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美的对象不排他,因此可以成为人人共享的经验。“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审美不引发功利欲望,因此可以超越利害关系。[14]而且正因为人人都有感情,而美又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所以以美育替代宗教来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更优的选择——因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所以美的普遍性去替代原本的宗教所承担的普遍性意义,是完全说得通的。


因此林风眠与蔡元培二人的相遇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在于二者面对这一普遍性问题共享着同一个前提:艺术是通过感情起作用的,而感情是普遍的,因此艺术可以超越任何分类体系——无论是宗教的、国族的,还是所谓“东方”与“西方”的。1924年,林风眠的四十余件作品在斯特拉斯堡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蔡元培为开幕主礼,并注意到了他的《生之欲》《摸索》等作品。蔡元培的评语是“得乎道,进乎技矣”。[15]在这句话中,“技”意味着林风眠掌握了专业化的技法(现代艺术教育赋予他的),“道”则指向某种超越技术的、诉诸普遍人类感情的能力。蔡元培选择林风眠,正是因为在后者身上看到了他所期待的现代中国艺术家的雏形:一个以普遍感情为基础、以专业技能为手段的新型创作者。 蔡元培选择林风眠来执掌国立北京艺专,和林风眠是一个相信艺术的根基在感情的认识有莫大关系。


展会四年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创办国立艺术院,林风眠受聘为院长。[16]林担任院长期间,其中一项历史使命是把中国艺术从一种文人修养变成一种现代文化表征。但这使命内部充满着亟待处理的矛盾:他必须使中国艺术现代化,因而摆脱“全盘西化”;但“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西方(作为列强)进入中国后需要被本土习得和体会的产物,现代的标准正是由西方定义。无论是“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还是陈独秀所谓“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这其中“新”与“写实”的标准,都是由西方提供的。此刻的林风眠面临的是一个正在逐渐丧失对自身文化的定义权的半殖民中国。


在传统文化主义的秩序中,国族认同的基础是文化——儒教文明——而非种族或政治边界。在辛亥革命前,明清时代的中国不需要艺术来表征自己的民族性,因为彼时的中国是作为“普世文明”——所谓天下——而自处的,不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观念。


但救亡图存的诉求,促使民国的知识分子们走向了民族主义,进而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形成——“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7]毋庸讳言,这由于“冲击”进而导致的“回应”,具有十分的紧迫性。于此刻的中国而言,它需要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来界定自身。艺术——就成为了证明中国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的重要文化表征和手段。


1928年,国立艺术院开学,宣布学院为创造新时代的艺术而设。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希望师生们:“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的完成人们的生活”。[18]也是在这一年,林风眠提出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四句宗旨:“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19]于那一刻国立艺术院的师生而言,“新时代”意味着现代、进步、与彼时的国际艺术接轨,代表着一种“完成”和未来的期许,同时彰显着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


1928年4月5日,蔡元培致林风眠信。


但十四年过去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新时代却就此转过身去,换了新的模样,就此成为了人民的、民族的、大众的。[20]不过,1942年的转向最初还只是理论层面的重新定义,尚未直接波及远在重庆的林风眠和彼时正在苦苦维持的国立艺专。真正的制度性后果要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显现: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则从党的文艺政策升级为国家文艺政策,学院——这个曾经连接林风眠与国家的通道——就此转变了它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艺术不再只是一个中性的、普遍的“国”之事业,除此之外,它还要从属于一个已被重新定义的“中央”及其意识形态需求。曾经在1928年开学典礼上被寄予厚望的“新时代”,以另一种面目归来。林风眠将在这一刻被判定为旧时代的人,尽管他亲手创立的那所学校才刚刚存在二十一年。


四

在现代中国,艺术既是国家最珍视的东西,也是最脆弱的东西;既是最能被赋予“意义”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剥夺“意义”的东西。当艺术家从通才式的文人变成专业化的创作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被植入了彼时中国艺术实践者的自我理解中。传统的文人画家不需要担心自己是画得好还是不好——画的优劣本身不是评判他的最终标准。但对于林风眠,画成为了他的全部身份:他的社会位置、经济来源、历史评价,全都系于他的作品。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身份在赋予他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使他暴露在一种全新的脆弱性中:一旦他的艺术不再被国家话语所认可,他就顷刻间一无所有。因此,“业余理想”的终结不仅意味着艺术家获得了专业自主性,也意味着艺术家失去了曾经艺术与权力中心的结构性联系所带来的庇护。传统的文人画家之所以能够“业余”,恰恰因为他已经通过科举和仕途嵌入了国家体制——他的绘画是他整体文化身份的自然延伸。相比之下,林风眠作为职业艺术家,国家可以任命他,也可以解聘他,同国家的关系是外在的;因而后者可以给他资源,也可以剥夺他的一切。现代艺术观念所推崇的那种艺术自主性——“自由”自此与“脆弱”成为一体两面。


五十年代林风眠失去的不只是职位,他开始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在前现代的中国,一个传统文人被贬谪,仍然是士大夫,仍握有文化资本;但当一个现代艺术家被否定,就什么都没有了。于四九年之后的新中国而言,这里没有怀旧——“业余理想”不值得被恢复。


1950年11月,杭州国立艺专被改组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立变成中央,艺专变成美术学院。国家的定义早已发生改变:民族的变成了人民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而他也从文化的代表,变成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几年后,林风眠离开了他参与创办的学校。当然没有人正式驱逐他,只是他的艺术理念决定了他不再是“新时代”的人。木心记得那些日子的形状:“学生见我走路,都这样,这样,把身子贴到墙边,就像我带着瘟疫病菌”;不久,林风眠便“悄然辞职”,去了上海。[21]传统文人通过科举嵌入国家,不需要中间机构,整个体制就是为生产文人而设计的。而新生的中国的现代艺术家需要艺术学院,以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国家与个人间因为学院的功能和中性连接在一起,但这种联系是可逆的。当国家需求改变时,通道就变成了关卡,横贯在与它需求不同之人的面前。1950年的国立艺专的改组,正代表了国家意识的改变。


如果把林风眠与同时代另外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这一关卡的残酷性会变得更清晰。于徐悲鸿而言,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主张早在1920年代就是他教学的核心,而它恰好对齐了新中国的文艺政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需要写实技术。1949年11月,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国立美术学院,徐悲鸿担任第一任院长;1950年1月,学院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同年4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22]就此,徐有关“现实”的理念从被争论的主张变成了国家教育正统。于刘海粟而言,他自认为艺术叛徒,创立上海美专,提倡人体写生[23]——他的权威整个来自半殖民地商业都市中的自我建构,在“东南互保”的语境下,国家反而处于弱势的地位。[24]1949年后,刘海粟比林风眠更善于在政治风向变化时调整自己的公开姿态,因此没有陷入同一个漩涡去。


从刘海粟的安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形式”本身并不是充分的罪状。实际上,决定谁先被清算的是彼时艺术家所处社会位置与时机。但位置与时机之所以能够以“形式”的名义发作,是因为在1950年代的中国,形式的自主确实被理解为一种不服从,它是作为彼时意识形态矛盾对垒的表现之一出现的。


这一点在林风眠于建国初期的实践中也可窥见。林风眠曾努力理解和接纳新中国推崇的艺术。他提出不要窄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不要片面肯定或否定西方现代派,而要细细地做一番去芜存菁的工作;他也努力跟随新社会的步伐,下乡体验生活,创作那些偏离其惯常造型手法、看似丰腴健康、幸福安详的劳动者形象绘画。[25]1958年,他与吴大羽、关良、赖少其、陈烟桥等一同赴川沙县严桥蔬菜生产队;次年又到舟山群岛写生。[26]1950年底,为将作品送往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画展,华东分院动员教师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据研究者记述,林风眠交出了两大幅油画——《织布图》与《欢庆解放》:前者画一个农妇左右各侍一子一女,在老式织布机上织布;后者的画面是一群提着灯笼的儿童。两幅画都用了民间年画那种“单线平涂”的方法,一改过去粗放的用笔和厚重的造型。两幅作品“总算没有像往常一样挨批,但也未能入选”。[27]


胡斌对林风眠的观点做过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林的观点绝非形式主义,也非简单的调和“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实际上在林那里,这二者本身就是以一元的形式呈现的——“林风眠认为艺术是人类情绪向外的表现,创作时不会想到社会功用问题,也不应加以限制,待到艺术品产生,其所表现的东西就会影响到社会”。[28]这两者本就是创作的一体两面,并不冲突,也就无谓调和,无谓投入其中任何一者之说。以林偏袒“为艺术而艺术”来作批判理由,显然也是对林观念不甚了解的结果。事实上,将林风眠与形式主义直接挂钩,反而是1949年之后的一种历史发明。

1951年早春,一批师生被冠名为“新派画集团”;据苏天赐记述,批判会上“有人反戈相向,追根求源”,当日的国立艺专创建者林风眠校长,由此成了“形式主义的祖师爷”。[29]


实际上,正如胡斌追溯指出的那样,林风眠所接受的形式理论影响主要来自英国的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30]这种形式理论主要是强调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和视觉秩序,所以其与苏联所批判的玩弄表层形式的空洞形式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情况下,形式主义的真正意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它不过是一把用于打倒敌人的尚方宝剑。因此形式主义简单地沦为了一个污名化的简称,而林风眠的沉默——他对感得的坚持、对个人创作的内在时间的忠诚——被等同于对彼时热火朝天时代的漠不关心。在这个情形下,林自然就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形式主义成了罪状?一个最可能的答案是——形式自主恰好是艺术在现代世界中最核心的诉求,也是最脆弱的部分。1955年,《美术》杂志刊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对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在这类文本里,“形式主义”从未以一个可供辨析的美学概念的面貌出现;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意涵强烈的罪状清单出现。[31]形式主义往往包含着数个层级的指摘:“不顾内容的形式追求”,“不健康的审美趣味”,以及“对民族遗产的轻视”。


因此人事的偶然与结构的必然在这里并不互相取消。在这里,前者对社会处境的辨析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是林风眠,而后者所指的作为“政治罪状的形式主义”与作为“艺术实践的形式主义”的不匹配则解释了为什么罪名为什么恰好是统一在“形式主义”这面旗帜下。


当国家需要艺术来表征自己的时候,它要求艺术是可读的、可传播的、可被用来讲述一个关于民族或人民的统一叙事。形式自主——艺术家对画面内部秩序的优先关切——就此成为了艺术家对外在要求的拒绝,即使艺术家本人从未公开表达过任何政治立场。因此,形式主义的罪在于艺术的逻辑不服从国家的逻辑。1935年,当林风眠说“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时,他是在理论上否定中西对立的有效性;但1950年代他被批判为“形式主义的祖师爷”时,他事实上被惩罚的缘由和三五年一脉相承,即——否定艺术应该服务于任何外部目的。


林风眠的仕女和风景作为一个基本的物—作品而言,是不说话的。面部的空白、背景的虚化、目光的永不直视,以自身的沉默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私人的抵抗空间。但这个空间实际上并不具备抵抗的效力,当国家来说你站错队时,你怎么能用一幅画来为自己辩护呢?


这时,抛开那些罪名——无论是真诚的批判还是不真诚的歪曲——林风眠在画面上到底做了什么?如果我们将那一时期仅视为一顶“形式主义”的政治帽子,那么回到“真正的”形式本身,是否才是我们真正了解林风眠的方式?


五

林风眠画的那些仕女——流畅的轮廓线,低垂的眼帘,弯曲手腕上的弧度——看起来是那么的“中国”。但它既不属于文人画的中国,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它的来处在更古老、也更民间的地方:瓷绘上,皮影戏里,敦煌壁画中。他从那些长久以来不被视为风雅文化的角落里,搜集着自己创作的视觉语言和词汇。


这些仕女的面部往往只由几根极淡的线构成,眉眼几乎不做交代;背景被虚化在一片不承接任何叙事的颜色中;身体的比例被刻意拉长,衣纹的处理并不严格遵循形体的遮挡关系,近乎图案。区别于传统文人画的评价体系:面部要传神,衣纹要见笔,背景要有着落。与之相反,林风眠取消了“传神”所依赖的对人物脸庞气质的强调,转而把神采的表达交予线条的节奏与色彩的冷暖。因此,这一套视觉语言显著的区别于文人画的正统范畴。


林风眠:《戏曲人物(佩剑仕女)》,20世纪50年代初,纸本水墨,33×32.8厘米,香港艺术馆藏。


回到1926年那篇《东西艺术之前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区别的意义。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林风眠为了解决“中国现代艺术”因为“构成之方法不发达”“结果不能自由表现其情绪上之希求”的问题,决心“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期形式上之发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但等到他真正开始画画的时候,他的艺术几乎和这个完全相反。他没有把中国的情绪装进西方的形式——他从中国最民间的角落里搜集“词汇”(瓷绘、皮影、敦煌),然后用法国的“语法”(塞尚的结构、马蒂斯的色彩)来组织它们。[32]


“词汇”是中国的,“语法”是法国的。在这个操作里,那个“中国缺形式、西方缺情绪”的二分法完全不起作用了。中国不只有情绪,它有极其丰富的形式遗产,只是那些形式没有被“风雅文化”承认。西方不只有形式,它有强大的情绪表现力,塞尚和马蒂斯恰恰是以情绪驱动形式的人。“大量的线是从瓷画漆画上得来的飘俏流利”,“布局是中国山水的三点透视,人形是明清服饰的侍女,有木偶、皮影趣味”。[33]木心从林风眠画中看到的,正是“词汇”与“语法”在画面上被重新编配的样子。


不过词汇和语法实际上在林这里并非以一种泾渭分明的面貌呈现。林去巴黎学到的不仅是塞尚和马蒂斯的语法;他还学到了“语法”这个概念本身——也就是说,他学到了“形式是独立的、有自身逻辑的、可以被分析和重新组合的”这个现代主义的基本信念。因此,当他借由这个信念去观看和理解中国的民间艺术时,“形式资源”概括了传统和民族的符号,进而使得瓷器上的线条。皮影戏里的造型、敦煌壁画的色彩可以被视为诸多具有自足性的独立范畴,进而被自由的组合和挪用。而林据此而展开的艺术探索,不应当被看作为简单的“中西融合”——因为“融合”的前提是两种东西是分别给定、彼此对立的。林风眠做的事,实际上更像发明了所谓第三种语言:通过博采众长,为这些不同的词汇编写属于自己的语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1935年可以说出“无所谓中西”——因为对艺术自身逻辑的尊崇,促使他坚持“绘画的本质”。而实践绘画的结果,是他发现画面中那些可识别的词汇:来自于敦煌、来自塞尚等等,在合成之后既不是“中国画”也不是“西洋画”,而只是一张画。“中西”这个框架在他自己的颜料和宣纸面前失效了。这一点在《织布图》那样的作品上看得最清楚:年画式的单线平涂、民间瓷绘的装饰性轮廓,被他用来处理一个本应写实的题材。在这里,被视为具有自足性的“形式”的选择先于题材的分配——这正是“词汇”与“语法”在他手中重新编配的意思。


“只要一种社会没有被另一种社会彻底摧毁,外来的思想就只能够作为某种新词汇为原有的思想环境所利用;而一旦外来的冲击及其对于原有社会的颠覆达到相当的程度,外来思想就开始排除本土思想,那么发生改变的就不只是‘词汇’,而是‘语言’本身”。[34]当两个文明只是通过思想传播来接触对方时,它们扩展了各自文化的词汇——耶稣会士把天文学带入中国,但这种带入并不代表改变了中国人思考世界的基本语法。但当西方以军事和经济压力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的颠覆时,中国文化的语言确实地改变了,整个表达体系发生了重组,此刻语言的丰富与否反而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于林风眠而言,他的语法来自西方,词汇来自中国民间,但两者的关系并非时代主体宣扬的侵略和抵抗,它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西方的教育经历(语法)帮助他看到了中国词汇里被“风雅文化”所遮蔽的价值——那些来自民间的东西,在他的老师扬西斯(Yencesse)眼中是艺术,在他同代的中国人眼里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手艺。[35]他竟然需要迂回地通过一个外来的眼睛,才能重新看见自己的传统。


实际上,正是这种迂回,使他的画在国际和国内话语中极容易被误读。正如那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东方的马蒂斯”——这个标签同时承认了林语法的西方性(马蒂斯),但同时也恶毒地把他的词汇还原为“东方的”(也就是异国情调的)。是的,林风眠的画处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但这种称呼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林的作品获得“世界主义”的流通性:通过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将林固化为东方的可识别代表。而实际上,林风眠的艺术实践本身具有相当浓厚的本土色彩;这里的“本土”与本质主义的“中国”相距甚远。1957年,林风眠在接受李树声的访问时表明,他自身从二三十年代就主张“艺术大众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和创作。[36]


正如胡斌记述的那样:“1947年12月8日,《申报》将欧洲现代派画家与林风眠相比较,认为前者追求与传统绝缘的全新形式,因过度的形象破坏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而林氏虽然不断吸收前者精华,却不在形式的极度破坏上花费气力,他以较为写实的画面追求一种新的绘画本质、灵感以及神韵旋律,而不必加以变魔术式的特殊形式”。[37]易言之,尽管林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但其创作中更多的是自己的思考。徐悲鸿的方向与之对称——同样是接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用西方的古典写实技术为中国画注入表现力,在国际语境中更多地被视为中国的而非现代的。尽管徐悲鸿在晚期的创作也常常被视为没有得到社会主义之精髓,但二者仅因为创作表象技法之差异——现代的形式加中国的内容,与中国的形式加现代的内容——却获得了大相径庭的待遇,不得不说是前三十年艺术政治中对具体创作实践复杂性的忽略。


不过尽管二者呈现出分殊的面貌,但不能忽视的是,二者同处于一场已由西方设定规则的文化竞赛之中,同处于中国迫切的自我现代化诉求之中。作为一种全球化和东方主义的表征,一种本质主义的中国和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抑或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依靠一个艺术家可以代表和决定的。林风眠知道这一点,他终生没有解决这个悖论,因此其“中西调和”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本身就包含了一个不可能同时满足的双重要求:一方面,它必须使中国艺术现代,而现代的标准由西方定义;另一方面,它必须使现代艺术中国化,而中国的定义权正在丧失。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张力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创新来化解的,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历史性的文化困境。


林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困境,并且诉诸了整整一生来试图在其中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他的中西调和纲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试图重新夺回对中国性的定义权。他的画作在随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始终难逃被东西方二元框架裹挟的困境。


一定程度上,他越是成功地创造了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现代艺术,这种认可本身就越依赖于西方设定的现代标准。他越成功地将中国元素融入现代主义视觉语言,就越容易被西方的现代艺术话语吸收和捕获;越试图创造独立于西方参照系的艺术语言,就越缺乏国际流通所要求的可翻译性。因此林风眠的伟大和悲剧,都在于这种矛盾无法消弭的复杂张力。


所以,1950年代林风眠被批判为形式主义的祖师爷,确实反映了他自身具有的那种矛盾症状。实际上纵观林风眠的艺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其“无所谓中西”的主张,只有作为具体的艺术实践,被放置于林的整个艺术生命的历程中,才是可体会的。换言之,当林的实践被简化为作品时,它就只能是一句理想。因为作品作为一件“物”的去作者性,决定了它不能阻止他人用自己的思绪——“中”和“西”——来读它。“绘画的本质是绘画”这句话,在画室中,在林的整个艺术生涯中,构成了一种被艺术家本人内化的真理;而在画室之外,它却只能被识别为一种抵抗(就像前三十年发生的事那样)。至于其所抵抗的,实则是一整套看不见的现代分类装置:展览的标签和叙事、拍卖的目录以及艺术史教材的章节标题,包括统摄其上的意识形态。而它们构成了一整个现代视觉体系中“看”的本身。


早在1928年2月,国立艺术院成立前夜,林文铮就在上海霞飞路尚贤堂为林风眠办了个展。展览中的三十二件作品、两幅图版与五篇评论文共同讲林风眠介绍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先声”。[38]展览、目录与批评,从一开始就在生产“林风眠”这个名字的意义,毋宁说,伴随着现代美术体制的建立的林的一生,始终和这个体制相互塑造。


“无所谓中西”不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命题,它是一个必须被不断重申的立场。从1926年的“调和东西”到1935年的“无所谓中西”,九年时间,林才完成从方案到立场的转变。而1949年之后,他又在画架前沉默,独自面对了它几十年。


六

列文森曾用“天命”一词说明历史意义的运作方式。当儒家王朝统治天下时,天命是一个有效的合法性假说——它解释为什么某个皇帝有权统治,也解释为什么他会失去统治权。但到了现代,当人们说蒋介石失去了天命时,这个词已经从本义变成了隐喻:民国没有皇帝,自然也没有所谓“蒋家王朝”。[39]


现代民族国家需要艺术来表征自己,恰恰因为它的合法性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它必须被不断地生产、展示和辩护。艺术被卷入这种生产机制,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支持(学院、美术馆、国家展览),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它可能随时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被抛弃。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同一种机制既能剥夺意义,也能重新赋予意义。随着风暴的过去,一个时代落幕了,当林风眠开始被重新考量时,他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语义流转。


当他在1928年宣称要创造时代艺术时,这是一个具有客观意义的时代性提案——他相信自己正在为中国艺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但当他在1989年被重新供奉为大师时,“创造时代艺术”这句话只是一种隐喻:它不再具有过去的雄心壮志,而只是对那曾经拥有过的那种雄心的一种回顾。


早期基督徒打碎异教神像;几百年后,梵蒂冈博物馆收藏阿波罗像。收藏标志着阿波罗的世界已经终结。林风眠的“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生的中国政权曾主动将孔子从“封建残余”转化为文化遗产(当然后来打破它的也是国家),但它对林风眠的接纳却要迟来数十年。当境外——香港、台北、巴黎——通过市场与艺术史叙事共同完成对他的确认时,体制的重纳才姗姗到来。1989年10月5日,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他举办九十回顾展,展出作品九十件;同一年,他的画开始出现在拍卖图录上。而在大陆,真正的重估要到1990年前后:1990年,《美术》杂志推出“林风眠专辑”,《美术史论》推出“林风眠研究特辑”,郑朝、金尚义编的《林风眠论》出版[40];1999年,中国美术学院举办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展。[41]对于这个把林风眠作为师生精神与传承的国美而言,这一次的重新确认实际上是一次“回归”。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年轻人回忆,1999年的纪念展,学院连一件林风眠作品都没有;因此这个展览最大意义是思想上的,正如许江等人的立意“不只是去纪念林风眠,而是希望把他邀请到当代”。[42]


国美自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具有现代主义脉络的学校。复调的国美在历史中有着多重的线索:除林风眠这一支,还有左翼木刻一线与潘天寿、黄宾虹所代表的国学一线[43];但之所以强调其“现代主义”,是因为林风眠和蔡元培创办时的主导气质对其影响最为深远。林风眠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脉络虽在1949年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新体制中被压抑(国美的现代主义脉络连同它的创建者一起被边缘化),却从未被根除。吴大羽、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以及三十年中(此处“三十年”指1949年后的三十余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诠释,这些从这条脉络中生长出来的线索,以各自的方式证明了那条暗线的持续存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回归林风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被打断的自身源头的重新接续。从这个角度说,国美对林的重新确认是一种对未完成议程的再激活,是为了确认林风眠作为一条仍在流动的河流的上游的位置。


然而,“再激活”不意味着安置就没有代价。当林风眠被表述为首任校长的时候,他当年被驱逐出这所学校的那个事实,是被怎样叙述的——或者说,是被怎样不叙述的?纪念仪式是一种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它们纪念开创,但回避中断;它们纪念成就,但回避放逐。[44]在这一点上,国美的纪念叙事与其他任何体制的纪念叙事并无根本区别:它们把一个人的一生压缩成一个可以被反复讲述的起源故事。通过将林风眠安置在学院体制的奠基叙事中,他不再被理解为一个个体,而成了一种伟大传统的起点,因此被重新赋予了一种制度性的客观意义。


于是这里出现了两种真实:一方面,国美对林风眠的继承不能被简单地驳斥为一种体制寻觅自身合法性的空洞姿态——实际上,它蕴含着学院特殊的自我表达,是有内容、有议程的实践推进,林风眠的现代主义精神至今鼓荡着这所学校,乃至成为这所学校生活世界与生活形式最根本的特质。但另一方面,这种继承被写入校史、写入纪念大会的讲话、写入教材的章节标题,却没有由实际的人与艺术的交往贯通起来,它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自身鲜活的语境,从活着的争论变成安全的共识。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林风眠的“斯芬克士”之喻,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本身包含着一种无法被完全消化的剩余。林风眠是一个不被任何时代和体制所囊括的人,因为他可以“不动”的根本底气在于,他在艺术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历史的书写者可以修复他的声誉,可以为他举办展览,可以将他的理念写进一个伟大的传统中去。但他作为“斯芬克士”的那个面向——那个坐在沙漠里看着伟大时代一个一个过去的孤独形象——始终外在于任何体制的解释。一个活着的人,如何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安置进了未来将为他建造的博物馆?林风眠是这一问题的完美考察对象,他以自身的“不动”回答了每一个试图对他的时代和作品做出结论的人:任何对其的标签化,都只是更加拉开了同他自身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国家重新承认之前,林风眠已经被另一个评价体系先行确认了价值。因此,接纳时间的差异也造就了一种现象——他的大师地位因此不完全依赖于国家和体制的授权。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被重新写入校史之后,仍然同母校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不像其他被恢复名誉的艺术家那样频繁出席官方活动、发表讲话。他继续画他的画,在香港,安静地,直到去世。


1977年10月,林风眠离开上海,移居香港。画带走了一部分,销毁的那些永远留在了大陆。香港不属于大陆的政治叙事,也不完全属于西方的全球化市场——它的殖民身份使它游离于“中国”的文化正当性之外,但它的华人社会又使它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它是一个悬置之地,因此给予了林风眠一个舒适的距离。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近十四年。


1979年,艾青在其诗歌《彩色的诗》中以颜色为主要特征,书写了林风眠的画。[45]五十年前的杭州,林风眠鼓励他去巴黎学画。艾青后来成了诗人,但终生对美术怀着极大的热情。这一年他刚平反不久,林风眠也刚移居香港两年。诗里说:


画家和诗人有共同的眼睛

通过灵魂的窗子

向世界寻求意境

色彩写的诗

光和色的交错

他的每一幅画

给我们以诱人的欢欣

……

线条中有节奏

色彩中有音韵

……

绘画领域中的抒情诗人

抱着最坚定的信心

离开了自由创作

谈不上艺术生命

 

艾青和林风眠都经历了漫长的沉默的时代,但当沉默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控诉,没有总结,没有理论。他们只是开始重新描述事物:红、黄、白、素净。他们是幸存者。抗争是另一回事。二者在接下来的年代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承认——但这种承认依然是外部的事情。于他们二者而言,经历所有那些之后,色彩依然值得被说出,这才是弥足珍贵的东西。


面对那样一个时代,我们该怎样书写一个沉默的人?林风眠在六十年代销毁自己作品的那一幕,是他的传记作者以及诸多将其视为抗争者的人们乐于反复回忆的场景,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种悲怆和决然,以及对某段时光的恶意。据郑重记述,1966年以后,林风眠得知傅雷夫妇双双自尽的消息,预感自己也在劫难逃,于是将自己数十年间创作的画作分批浸入浴缸,以木棒搅拌成纸浆,从抽水马桶冲走——不敢焚烧,因担心烟囱冒烟引起怀疑。[46]损毁了究竟多少张画,没有人确切知道,各说从数百幅到两千余幅不等。把他的行为解释为恐惧,当然是对的,恐惧是真实的。解释为策略——毁掉一部分,保住另一部分——也许也对,幸存者总是策略性的。但还有另一种可能:他毁掉那些画的决然,是因为他知道那些画在如今的世界里不再被理解(不是不被允许——因为被允许和不被允许都不为艺术家所控制,那是权力的事)。作为一位经过现代艺术洗礼的艺术家,其作品不被理解是更深的悲伤;当一幅画没有观众,它就只是一堆颜料和布。林风眠选择在那种观看发生之前,亲手结束了自己作品的存在。将这一行为过于崇高、视为英雄的行为,抑或是将这一行为视为逃避、视为懦夫的行为,想来都不甚恰当。我不打算替他开脱,也不打算用今天的标准去审判他——我只想理解,为什么一个已经亲手画出那些画的人,会选择亲手毁掉它们。对于任何一位创作者而言,这都是无比痛苦的过程。至于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则是——他相信,只有活下去,他的艺术才能活下去:“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47]


就此而言,销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去保存。


1989年,台北的九十回顾展、同一年开始出现的拍卖图录,以及随后的教材与画册,把他写进了一个新的位置:作为现代中国绘画的奠基人、中西融合的先驱。



七

历史相对主义的功能不是为“不”的行为开脱,而是阻止我们用自己的时代标准轻易地否定过去的人。不是因为过去的人就处于“真空的”状态,是无辜的,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因为,这种简单否定会让我们失去理解他们,理解历史的机会。“如果解释看上去就像是开脱,面前就会出现一个深渊。”但列文森接着补充道:“然而,对某种事物——至少是对其本身——感到不满意,有时候可能正是历史感的结果。”[48]


林风眠是一位被自己创造的艺术反向界定的存在。什么是林风眠的艺术?是被林风眠创造的那些作品?什么是林风眠?是创造了那些画面的人么?正是在这种同义反复中,一种真正的同一性产生了。林用他毕生的创作实践,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变成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存在。


一方面,他否定了文人画的体制化价值。文人画发展到清末,其作为一整套社会身份和道德姿态的装置的位置愈发的确定。作为一位民国艺术家,林不在画上题诗,不盖密密麻麻的收藏印,不以“文人”自居,他拒斥了传统书画中表意符号所具有的那种中国性。他摆脱了“诗书画一体”的道德—审美共同体对绘画的限制性作用,让它只作为一个视觉对象而存在。


另一方面,他否定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时尚化形态。20世纪初的欧洲,现代主义正在迅速体制化——从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变成画廊、收藏、批评话语中的新正统。林身处西方现代主义萌芽的艺术中心,了解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资源,但他在根本的气质上拒绝了那种“前卫”的姿态——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现代文化。他的激进之处在于,将艺术视为普遍性的,进而在一个跨文明的审美空间中将两个传统都转化为自己创作的源泉。


这种双重否定指向的,是在更彻底的层面上实现艺术的普遍可能。这种普遍性很难被纳入“革命”抑或是“反革命”的叙事,因为他转而在革命叙事之外开拓了另一个属于艺术自身的维度。依托着十几年如一日上手的劳作、重复的绘画,进而将形式本身作为内容生产出来。


晚年,当林风眠把那些画——他从大陆带出来的、他在香港重新画的——挂在国际展览的墙上时,观看这些画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吗?他们看到的是现代吗?还是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画家”。这是林风眠一生中少有的舒心时刻,也是他画风最为剧烈地走向自由与表现的阶段——他“将生命留在尺牍间奔腾、呼号、哭之笑之”。[49]


林的一生都在试图让艺术避免陷入中国与西方非此即彼的状态,他在努力“调和”。晚年他在香港的画——那些越来越抽象的风景、那些越来越孤独的仕女——可以被看作他终于在画面上摆脱了那种分类的束缚:他终于不再在乎这些东西了。在他人生最后一个创作高峰,在他画的边缘处,在那些愈加潦草的笔触和未完成的轮廓里,有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自由”。


在那些越来越潦草的笔触中,感知先于分类打动了人。就此而言,他的画作成为了那种不再需要被辨识和分类、却也不再被真正看见的“有意味的形式”。[50]

 

1979年,林风眠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注释

[1]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95页。此语转引自该书;据木心回忆,这封信写于他迁居上海、林风眠仍在杭州之时,约在1951年前后,见木心:《双重悲悼》,《同情中断录》,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40页。
[3] 《画展观众意见摘录》,《美术》,1963年第4期,第37页。
[4] 米谷:《我爱林风眠的画》,《美术》,1961年第5期,第50页。
[5] 石崇明:《为什么陶醉?——对〈我爱林风眠的画〉一文的意见》,《美术》,1964年第4期,第41页。
[6] 康有为:《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1—455页。
[7] 陈独秀:《美术革命》,见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8] 林风眠:《东西艺术之前途》,见《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第1页;《东方杂志》原刊未及逐字校核,引文据《艺术丛论》所收本。
[9] 林风眠:《知与感》,见《林风眠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69—71页。
[10] 显性观念与隐性思维的区分,本文受益于高世名:《对立与调和——中西艺术比较的一个理论陷阱》,见《林风眠与20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60—161页。
[11] 林风眠:《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自序第3页。
[12] 吴本新:《林风眠在重庆》,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委员会网站,2017年7月19日,https://cqmjsw.gov.cn/news/135.html。
[13]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轼:《跋汉杰画山》;倪瓒:《题自画墨竹》,转引自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17页。
[14]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0—71页。
[15] 蔡元培评语“得乎道,进乎技矣”,据林文铮回忆,见北京文艺网:《林中有路风不眠: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林风眠的艺术人生》,2025年3月31日,https://mp.weixin.qq.com/s/klg5l6QCI_AvAZeE3W-jNg,2026年11月7日访问。
[16] 彭飞:《林风眠与国立艺术院的创建》,《美术观察》,2004年第7期,第85页。
[17] 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第13—14页。
[18] 蔡元培:《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刘开渠记录,《中央日报》,1928年4月16日“艺术运动”副刊第9号。
[19] 四句宗旨通行系于1928年国立艺术院创立之际;用字与系年有异说(一作“整理中国艺术,介绍西洋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20]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879页。
[21] 木心:《双重悲悼》,《同情中断录》,旭侑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40页。
[22] 中央美术学院:《历史沿革》,中央美术学院官网,http://xxgk.cafa.edu.cn/cafa/twoDirectory/xq1770.htm,2026年11月1日访问。
[23] 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公元1911—1949)》,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24] “东南互保”指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督抚与列强驻沪领事达成的互保约定;清廷中央权威由此进一步衰落。
[25] 胡斌:《林风眠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考察》,《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第120—132页。
[26] 郎绍君:《林风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27] 1950年前后送莫斯科参展及《织布图》《欢庆解放》事,参见《林风眠》,artworld.cn,http://www.artworld.cn/wap/index.php?action=article&b=1&id=15492,2026年11月7日访问。
[28] 同注[25]。
[29] 苏天赐:《〈摸索〉:林风眠的宣言书和墓志铭》,见刘伟冬编:《苏天赐文集》第1卷,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30] 同注[25]。
[31] 潘绍棠:《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对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北京通讯》,《美术》,1955年第3期,第16—18页。
[32] 同注[25]。
[33] 同注[21],第42页。
[34]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卷结语“新词汇还是新语言”,第139—141页。
[35] 扬西斯(Yencesse),林风眠在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时的院长。
[36] 林风眠:《访问林风眠的笔记》(1957年李树声访谈,原题《与李树声谈艺》),见《林风眠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16—219页。
[37] 同注[25]。
[38] 洪再新:《林文铮和早期中国现代艺术策展:以1928年2月23—28日上海“林风眠个人展览会”为例》,《美术学报》,2025年第1期,第4—5页。
[39] 同注[34],第157—158页。
[40] 《美术》,1990年第2期“林风眠专辑”(丁羲元《林风眠论稿》即刊于此期;该专辑论文源自水天中主持的“林风眠艺术研讨会”);《关于林风眠的历史思考》,《美术史论》,1990年第2期,第61—65页;郑朝、金尚义:《林风眠论》,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
[41] 中国美术学院:《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展》,1999年。(展览资料,无页码)。
[42] 高士明:《访谈·高士明》,2016年,未刊访谈稿。
[43] 同注[42]。
[44] 同注[40]。
[45] 艾青:《彩色的诗——读〈林风眠画集〉》,见《彩色的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46] 郑重:《画未了: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41—243页。
[47] 同注[46]。
[48] 同注[34],第347—348页。
[49] 郭珊:《林风眠:一卷20世纪艺术百科全书》,《南方日报》,2014年7月2日,A17版“世纪广东美术家”。
[50] Clive Bell, Ar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14, p. 8(第一章“The Aesthetic Hypothesis”)。

作者

郭敏啸,以前喜欢历史,后来感兴趣艺术,现在看我或许只是想考古。


本文特邀姚远东方协助审阅,谨此致谢。

本文稿酬由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CMAA项目资助。
感谢通过“赞助人计划”支持《歧路》的个人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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