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辨-投机到基础设施：当代艺术政治中的物质与方法
- Marina Vishmidt
- 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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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8月30日
按语：本文为《歧路批评》“Speculation”系列文章之一。批评家玛丽娜·维什密特（Marina Vishmidt）（1976–2024）在其著作《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艺术与资本中的价值主体性形态》（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2018）中考察了艺术创作中的思辨与金融资本中的投机在生产模式上的趋同和呼应，并着重讨论了劳动在此种以 “speculation”（思辨–投机）为特征的生产模式中的位置与处境。本系列是对这一理论视角的回应，同时也是沿其提出的问题所展开的一种继续思考。本文是维什密特于2022年7月在德国勃兰登堡门基金会发表的演讲讲稿，英文版已刊登于《OnCurating》杂志第58期（2024年3月）。
术语说明
speculation：思辨-投机。
根据语境，“speculation”可译为“思辨”或“投机”。在玛丽娜·维什密特的论述中，该词兼具双重意涵：一方面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如《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speculative proposition”（思辨命题）；另一方面则指向金融领域中的投机行为。为兼顾这两个维度，并凸显维什密特对该术语的独特运用，“speculation”一词作为维什密特的理论术语出现时，译作“思辨-投机”。关于该概念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延伸探讨，可参见维什密特主编、由白教堂美术馆（Whitechapel Gallery）“当代艺术文献”系列出版的《Speculation》（2023）一书。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
维什密特对“infrastructure”一词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多义性。该词既保留了一般意义上“基础设施”中对物质性、实体性设施的强调，也涵盖了更为抽象的结构性与关系性层面，这种用法更贴近其构词法本义——即“结构之下”。在“infrastructural critique”（基础设施批判）这一概念中，维什密特明确将其与“institutional critique”（机构批判）加以区分，以突出其批判视角的差异。此外，她在讲座中还提到“critical infrastructure”（关键基础设施）这一表述，用以指称能源、通信、交通等对国家与社会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系统。
the institution of art：艺术的体制。
此处的“institution”不同于“institutional critique”（机构批判）中所指的具体机构，而更侧重于艺术所依赖的制度性建构。
logistics/logistical：后勤/后勤的。沿用直译，指涉物质资源、信息流动与生产流通的组织与管理机制。在维什密特的语境中，后勤不仅限于战略或商业意义，更涉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配、技术结构与时间调度等方面。
transversal：横贯的。
这一概念来自费利克斯·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用于指涉跨越既定边界、维度或结构的动力机制。维什密特在文中还采用了其他来自加塔利的术语，如“crystallise”（凝结）、“enunciation”（表述）等，这些术语主要出现在瓜塔里的著作《混沌互渗》（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中。
自从我参与到艺术与文化生产的领域，无论我在实践中是作为一个学者、作家、组织者还是编辑，我的关注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着眼于可能性的条件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无论这些条件被认为是关乎形式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或本体论的。可能性的条件包含划定的实践领域的存在和允准（allowances），以及在该领域中得以释出的实践，也就是说，可能性的条件意味着可读性的条件——既让源起于别处的实践得以在该领域中被识别，也让源起于该领域的实践得以横向延展或偏离出去。 因此，（我关注的）不仅是对于和位于一个领域的诸多条件，也是领域本身的组成机制——这些条件沿着种族、阶级、性别及与法律的关系这些既是主体也是客体的决定性向度展开。
换言之，在开始之前，我对文化的体验以及随之形成的理解始终是集体性的——社会与个体维度始终嵌入于观念层面之中。这是由于我最初的参与路径是通过zine文化——一种深受riot grrrl（激进女孩）、朋克精神以及各种自组织（DIY）项目与结构所定义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语境中，艺术与政治、物质与方法是共同构成的；其所处的文化场域（milieu）是由对抗性所界定的，这种对抗性不仅指向右翼文化环境中的具体政治议题，也针对主流文化中常见的个体化明星机制与神秘化的创造性观念。因此，艺术生产的组织方式始终被视为一种批判性的、政治性的实践，与任何可被区分为“作品”或“产品”的事物同等重要——事实上，这些区分（亦可理解为过程/产品二元对立）本身也总是偶然的，也总是关乎具体实践与位置关系的。
我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很明显，这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后时刻，特别是在西方，或者帝国/殖民主义的富裕世界中，在此时某种自给自足的和持对立立场的地下文化还可以说是存在的，尽管即便在当时，所谓与“主流”相分离的原则与实践已开始瓦解——这一过程最终可能体现在今日“出卖自我”（selling out）这一概念的失效，以及这一概念曾代表的那种经济与情感结构（如独立自主的经济议程）一并式微。作为一种在美国内部异议文化语境中的场域，这种地下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特权领域，或者用更具唯物主义色彩的说法，是一种“资源优势”——主要为白人、英语使用者所主导，即使作为地下文化、独立音乐、出版与艺术实践的参照或范式，也因此具有不均衡的文化影响力。
至少在当时的环境（milieu）中，相较于其他认同受压迫与剥削的群体，性别是一场更具可见性的斗争。当然，在“地下”还有许多其他的环境（你只需想想底特律的电子乐团体“地下抵抗”[Underground Resistance]），因此更应该把这仅作为一种对抗性/自给自足的文化逻辑的一个例示，在结构和构成方面都是如此。并且，也不能断言这是一种消亡的逻辑，或者说一种因社交媒体平台及其资本、注意力集中和碎片化的力量而导向消亡的逻辑。无论是有资助、无资助、资助少、还是资助不稳定——许多DIY 文化还继续存在，以诗歌和艺术出版为例，在某些地方仍是一种活跃的实践形式。
我之所以想从这个特定的回溯开始，也许是想看看它是否可以为解释我后来所做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这些研究主要涉及艺术理论和政治理论，关注作为社会存在的艺术与视觉实践（很多情况下是动态影像）。我并不将这些实践视为世界中的一种物，甚至不是一种过程，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们的社会条件将其定位为一种精英追求、资产类别（asset class），或霸权价值的“洗白”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承载着表达解放的愿景——在物质、认知、美学及社会关系层的解放。我思考这一矛盾，也思考由此产生的各种进一步的矛盾，例如，后者的制度化——艺术作为解放（以及对于上述现象的观察本身如何被制度化为“批判”）——在前者，艺术作为阶级统治的索引这一物质条件下展开。鉴于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我的学术工作深受阿多诺的影响，诸如他对审美自律的命题及其与社会他律性的倚赖关系所建立的框架；艺术作为绝对商品和绝对艺术品的双重意味（其中“绝对”意指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霸权逻辑，而社会却以艺术的“超越性”作为其使用价值的童话叙事；或者在当代语境中，将“有用性”与“批判性”混为一谈）；当然还有艺术实践和那种以“非同一性”（non-identity）为名的认识论拒斥之间的关系。
这也引出了我在本文提要中所提及的两种方法论路径，它们界定了我目前以及近期工作的基本参照系：即speculation（思辨-投机）与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我将社会的、集体性的生产视为最小的有意义分析单位——这也意味着，“跨个体”（trans-individual）是主体性最小的有意义单位；这种方法是一种辩证的、非穷尽的路径，始终对各种理论封闭或膨胀保持警惕。这些方法论与政治上的考量引导我将思辨-投机作为一种概念框架，用以理解艺术实践及其所处并与之互动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量化的、金融化的、并具剥削性的。我将思辨-投机视作以下两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一方面是思辨（speculative thought）与它使之得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此种思辨从变革能力的角度来思考艺术；另一方面是作为攫取和逐利的闭环的投机（speculation）。由此，我转向“基础设施”，作为理解那些不断重复的结构（从某种定义上来说，这种重复本身构成了基础设施）的一种方式：它们如何在不同尺度之间发生复制，又如何在调查性和/或横贯（transversal）的政治情境中，通过美学的思辨-投机之力（the speculative force of aesthetics）被阐释、被开启、被重新配置，甚至被“反挪用”（dis-appropriate），以服务于其他目的。
在为这两种方法设定出方法论场景之后，我希望稍作逆时针转向（至少在马克思计划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这个意义上），向“实验性总体化”（experimental totalizations）这一概念靠近，以进一步阐述我所说的思辨-投机与基础设施这两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据其特质而言，我把思辨-投机视为当代生活的一种主导性逻辑，其主要表现在于艺术与金融。两者都是以偶然性的力量、时间性的流动性以及对可能世界的创造性（及资本化）的实验为前提。艺术的自律——艺术对自身空间的自我立法，曾经一度，当然现在也是，被看作是对物质和社会的可能性进行大胆思辨（speculate） 的自由。作为一个思辨性主体（a speculative subject）的艺术家也被视作创造性的典范，与沉迷于资产负债表、增值和优化投资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以及汉娜·阿伦特（Hannan Arendt）所说的劳作人（homo labarans）全然对立。就后者而言，我们需超越其性别决定论的框架，将其扩展至那些被迫从事工作、再生产劳动力、却无法控制劳动过程与其产出的群体。然而，当社会现实本身亦成为一种不透明的“投机性”存在——充满风险、由算法驱动、被全面网络化市场所改造——艺术与金融之间的区别，乃至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区别，将何以为继？在处理这些前提的同时，我也试图发展艺术史的方法论，将特定的实践作为占有（ownership）和剥夺（dispossession）的凝结来研究，并关注聚集于这两端的所有战略性和本体论的歧义。简言之，我旨在将思辨-投机作为当下和近来艺术实践的一个关键问题予以把握，并随之发展一种横贯的（transversal）思辨-投机的概念，它从上述作为切身意识形态的艺术与金融出发，但并不被其所囿限。
在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主体对于（作为“新想法”的生成本身的）思辨的驱力被编码为“创造力”。结果是，创造力悖论式地成为了一种抽象劳动的特征。抽象劳动是马克思对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社会性制度的一般分类——“抽象”，因为大多数劳动关系最终都是无关劳动内容的，主要用于获取金钱为生，或者，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或企业家，则是积累或投机。我认为，这样一种转变标志着，艺术中被物化（fetishized）的创造力转化为思辨-投机生产模式的一项显著例证。这是因为艺术不再只是一种市场上的商品或无谓的活动，它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促使社会生产投机化的工具，成为将土地重新价值化和迫使人口迁移的同谋，正如众所周知的艺术区和士绅化之间的关联。因此，艺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对应于像阿多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属于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辩证法。同时，这种工具性也反过来将艺术的一项特质用于投机，即艺术在不自由的社会中被专门赋予的自主地位和创作自由，而这一特质为艺术的伦理诉求和经济价值在不同语境中提供合法性基础。
正如我在《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一书中所概述的，艺术和金钱之间的核心结构性类比在于，两者皆构成“自我赋值的价值”（self-valorising value）的例证，亦即两者都具有某种社会性中介作用，锚定于一种自我参照的、递归的或者反身性的赋值回路中。艺术的批判性价值是由其语义域内的互换所生成的，这就像在金融投机中——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金钱通过金融市场内部的交易而生成更多的金钱，完全绕开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生产领域。我所勾勒的这种艺术和金钱之间的同调性（homology），披露了艺术和金钱都带有价值诉求的朦胧性和反身性烙印，而一些艺术家已经把握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作品中将所谓的“批判性价值”与“资本价值”相碰撞，以探讨艺术作品与金钱之间在社会与形式上的种种对应关系。马克思·海文（Max Haiven）在几年前的《金钱之后的艺术，艺术之后的金钱》（Art after Money, Money after Art）一书中，也对这类实践做了出色的梳理与理论化工作。然而这样一种对同调性的讨论也是意在照见艺术与资本关系的“现实抽象”（ the real abstraction of the capital relation）两者关系的另一端——艺术主体性与一种自我驱动、具创造性的劳动力之间的并行关系。而这种劳动力愈发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一项投资，即，以资本的无穷生产性而非劳动来模塑自身，尤其是一种通过（管理）风险的手段进行扩张的金融化资本。当然，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精英劳动力——灵活性与自我管理的抚慰剂逐渐取代雇主的责任，正如在零工经济中有目共睹的那样。
自从至少在假定层面上与经济分离，艺术家转变为了必须勤勉地优化其量化自我的创意工作者，它们面临一种愈发贱斥化（abject）和强制性的处境。两种意义上的speculation ——艺术思索和金融运作——在此趋于重合，我们不仅在那些已为我们熟知的将艺术家视为创业主体典范的批判性叙述中看到这一点，在近来的新生事物如加密艺术和非同质化代币（NFTs）中，两者的重合也变得可见：艺术创作和市场赋值的节点已难以分辨，同样地，强制与思辨-投机在一个停滞的、危机频发的经济（金融的自由，劳动的征剿是其特征）中也不再分立。在此，一种依附和共振浮现于思辨思想的开放性过程和以利润为导向的（或者，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自体稳态的[homeostatic] ）金融投机世界之间。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保留另一种对speculation的理解：将其视为对实验性与非功利性的坚持（commitment）——这种坚持不仅关乎审美与认知，也关涉社会与政治。正如汉克·斯洛格尔（Hank Slogger）指出的，“从艺术的视角来看，似乎有必要开始探究如下方法论问题：我们如何能够涉足那种重审和揭示思辨的任务，以抵达一种崭新的图景和‘尚未知晓的知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将一些思辨性哲学命题视为概念与方法论上的参照，例如 G.W.F.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前文提到的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或丹妮丝·费雷拉·达·席尔瓦（Denise Ferreira da Silva）提出的“不可分的差异”（difference without separability）[2]。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此类理论范式时，可以借助艺术史方法在物质与社会层面上所具有的敏锐性与具体性，将艺术作品置于其生产与交换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如此，我们不仅能从社会关系与历史中理解艺术实践与物质条件本身，也能反过来，通过艺术看到那些被其所中介的社会关系与历史轨迹，发现其中的断裂、未知、矛盾与潜在联结。经由一种思辨-投机的路径，我们无需去确立一种二元对立——即便是为了克服它们，或是将被贬斥的一极重新纳入一个被赋值的范畴（诸如艺术与劳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等）——而是要持续地根据物质条件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对我们的召唤，重新界定我们的术语，将我们所遇见的种种分界本身视为历史性的产物，它们有待解释而非仅仅描述，且这类解释往往需要同时处理系统性与地方性的社会矛盾与具体情境。 因此，作为一种方法，也作为一个研究与实践领域，思辨-投机要求我们持有一种在地的视角，同时也要求我们准备好随时调整这一视角，以回应其所涉对象以及知识生产在社会、历史与经济关系与对抗中不断演化的问题结构与紧迫性。正是这样，思辨-投机得以与“唯物主义“（materialist）发生关联：前者是变革的向量，后者是社会现实的向量。思辨-投机作为倾向，作为关系的构成而非物（object），而物不过是关系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综合体”中的临时凝结——这便是我的研究的基准和参照。
在这之外，还有一些涉及更具体层面的保留观点。思辨-投机的实践和探究必须被置于物质条件之中。鉴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基础设施（speculative infrastructure），十分清楚的是，无论是靠近科学范畴的“研究导向”型艺术实践，还是更趋向于“虚构”或叙事性的艺术方法，两者的思辨-投机能力都取决于投机性资本主义的诸多因素，包括其市场机制、制度设定与数据结构等。无论是“法证”式的美学路径（forensic aesthetics），还是更基于物质的、客体的、幻想的美学路径，都卷入了思辨-投机的范式之中（如，作为知识生产）。雅克·朗西埃早在数年前就已指出，祛物质化的艺术与祛物质化的资本之间往往互为共鸣：“概念和图像的非物质性，非但没有消除私人占有，反而成了它最好的避难所——一个其现实性本身即构成其自我合法化的场所。”[1]这让我们意识到，如同劳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关键并不在于艺术的内容本身，而在于那种劳动如何被交换、被分配、被表征；也就是说，它是如何被写入价值增殖的回路之中的，即便其自身并不直接“生产”价值。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思辨-投机的范式来重新框定出关键的问题，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经典发问转移到艺术语境之中：我们并非要追寻艺术的社会形式背后的价值，而应当追问，为何在我们的社会中，价值会采取“艺术”的形式？
现在，我们转向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这一概念在我近期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我想引用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一段话来开启这个讨论，他谈到“溢像” (envisioning)这一概念，其含义是“试图使一个自动的装置转而对抗其自身的自动性存在条件”。在我的研究语境中，这无疑牵涉到价值自我增值的自动机制，也即马克思所谓的“自动的主体”（automatic subject）的运作逻辑。
在过去数年中，伴随着主导我们生活与意识的诸多危机——从火与水造成的气候灾难，到新冠疫情，再到针对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与乌克兰人民的惨烈军事行动——我们也时常听到一个说法：“关键基础设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它指的是那些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半自动化网络系统，如电力网络、服务器架构与互联网、供水等。这些系统一旦因资源枯竭、系统故障或恶意攻击而陷入瘫痪，其后果往往是具有毁灭性且不可预测的，尤其取决于其“离线”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当然，在因气候危机引发的自然灾害（如洪水与火灾）或战争中，这些事态已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因此，“关键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连同维系其运行的资源与劳动者，以及这些人如何在冲突中变得尤为脆弱——也成为我这一项目中的一个重要思考起点。这个项目试图探讨的是，当批判（critique）被假定为在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al）层面而非仅仅是话语层面运作时，批判这一范畴是否需要被重新界定？同时，它也追问：批判如何在话语与基础设施之间生成新的关系？此外，这也涉及另一个更为基础的疑问：哲学与话语意义上的“批判”概念——这个近年来在诸多语境下都受到合理质疑的范畴——究竟是否能够作为某种意义上的“critical infrastructure”（关键基础设施/批判性基础设施），作用于艺术领域中的组织性与政治性变革的发生，并使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得以在其中产生共振。
基础设施批判（Infrastructural critique）需要正视并处理的是：基础设施之所以是基础设施，在于它持续存在，并使事物成为可能（也在使其成为可能的同时，制造不可能）。这要求我们将对基础设施的思考与福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论述对应起来——即那种“使其生，任其死”（make live and let die）的政治逻辑。如此来看，基础设施永远是具体的：它被维系和维护着，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生命政治效果，使得某些积累战略得以施行。这些战略往往基于对一些人的基础设施造成的毁灭，并有利于另一些人的积累。这一过程即是对劳动、生命和自然的榨取和废弃处置。最近一篇关于基础设施与殖民性的线上系列文章中，作者提出一个观点：“种族是一种基础设施”，它调节着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而资源的有意匮乏则构成了有效提取所需的人口管理的关键手段，也即对“基础设施胁迫”与“基础设施忽视”的差异化管理。由基础设施所导致的死亡，正如生活在环境种族主义下的广大社群所经历的，是在死于警察暴力、死于贫困或死于绝望的死亡阴影中展开的，甚至可以说，基础设施是所有这些死亡的前提条件。
然而，倘若我们应将基础设施识别并历史化为种族化暴力过程的物质基础，那么对于一个唯物主义的分析而言，关键还在于必须看到这一论述的另一面：谁从中受益？显而易见，是那些从事掠夺性开发的企业，以及与其交织在一起、如今在全球尺度上得以再生产的永久殖民国家）。正如赞迪·谢尔曼（Zandi Sherman）所指出的，基础设施视角与本体论视角并非对立；“基础设施即本体论”，因为它构成了种族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种族的社会存在既是由掠夺性基础设施的运作所生产的，同时种族本身也构成一种基础设施——它赋予了常态化暴力以合法性，而这种暴力不仅被实体基础设施所捕捉，也被其所延展和持续。
如果我们坚持种族是一种基础设施的观点，那么，除了作为贱斥和否认教学法的反面，这一视角还可能开启什么？正如西尔维亚·温特（Sylvia Winter）、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和丹尼斯·费雷拉·德·席尔瓦（Denise Ferreira de Silva）等思想家所表述的，这一视角使“人（human）”成为可能——人作为理性主体，创造并维系着进步与丰饶的基础设施，而在这之前只有原始的生存与战争；人作为把基础设施带入混沌自然的存在，使得基础设施与财产权在同一时刻降临。正如英文表述中的“人道的”（humane） 及如“人性”（humanity）和“人本主义”（humanism）这些概念所显示的，“人”标示着支配和关怀之间难解难分的缠结，而基础设施可以说将这一关系物质化和具形化了。我们是否可能抛弃这个规范性的“人”的形象，同时仍保留某种伦理，例如一种拒绝（使支配合法化的）“可离解性”（separability）的“诗性伦理”（poethics）？相对于尝试即刻对这一缠结的问题做出回答，我此刻想要继续爬梳一些近来对于基础设施这一问题的方法。
在前面对基础设施与批判实践关系的探讨中，尚未涉及的是当前围绕“阻断”“占领”与“破坏”而展开的辩论。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撼动一个完全依赖供应链运作——经由水道、管道、光缆与交通系统的物品、服务与数据——以“准时制”方式流通的资本主义体制。这种对基础设施的实践性批判，在近期的理论讨论中已有广泛建构，无论是在涉及去殖民与原住民主权维度的斗争中——比如自2018年 NoDAPL 以来在北美展开的多场管道阻断运动，或是在美国西海岸对港口的封锁行动——都可见其端倪。当然，除了有组织的抵抗行动外，持续至今的后勤（logistical）瓶颈也与疫情的余波密切相关，包括劳动力短缺、燃料价格高涨、航运路线拥堵等因素。更广义而言，约书亚·克洛弗（Joshua Clover） 等理论家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在资本主义日益逃离生产、转向流通（包括运输、服务、金融化等领域）的历史趋势中，破坏行动获得了时代性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变得更易受到后勤破坏的干扰，更是因为破坏、阻断与暴动已成为与当代资本结构更为相关的对抗模式。
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转向一些能够在“基础设施”范畴下被思考的艺术生产或艺术机构具体案例。很明显，基础设施批判在这一领域已有所进展，尽管相较于表征性（representational）和叙事性策略的广泛盛行，它仍是一种少数派（minoritarian）倾向。我们可以通过参考艺术机构的劳动组织运动来讨论基础设施批判，例如自疫情初期以来兴起的艺术工作者工会化浪潮，也可以参考围绕艺术机构展开的社会运动，如“解殖此地”（Decolonize This Place）或“罢工MoMA”（Strike MoMA）在纽约发起的行动——这是两个被广泛报道的例子。这些行动占据了艺术机构在姿态性仁慈与物质性暴力之间敞开的缝隙，旨在以声援别处的斗争的形式植入激进的扰动，主要围绕警察暴力、种族化的士绅化或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战争。此外，基础设施批判也可以用于形容一些特定的艺术家和机构实践，与上述例子类似，这些实践超越了反身性的舒适地带，从从而偏离了制度批判为其划定的那条“轨道”。
卡梅隆·罗兰德（Cameron Rowland）那些研究深入、概念精妙的项目，聚焦于种族化资本主义的机制，将其视为一系列“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s）。这些“现实抽象”——或说具有致命效应的抽象——包括种族、财产与价值，它们通过监狱、警察以及文化与国家权力机构在当下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中持续发挥作用。这些抽象反过来又为一种审美实践提供了形式与实践上的工具，这种审美实践与其说是“法证式的”，不如说是“棱镜式”的（prismatic）。在将艺术机构卷入金融市场操作的做法上，可以在早期机构批判项目中找到呼应，比如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于1969年创作的《金钱》（Money）。然而，两者在政治立场与目的上有着根本差异；这里并非旨在揭示艺术机构与投机资本之间那种早已显而易见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只不过是文化与私有财产之间深层联系的诸多症状之一，而剥夺（dispossession）正是二者的共同基础。罗兰德的实践往往包含一种教学式的表演性，它呈现出一系列详尽的历史文献，并选择性地召唤历史物件，同时，它又在实时部署着那个支撑着财产权从古至今神圣性的法律机制。一份不完整的清单包括：2020年在伦敦 ICA 展出的《抵押品》（Encumbrance），该项目将殖民贸易中获得的皇家建筑红木装饰进行了抵押；2017年的《公共资金》（Public Money），要求惠特尼美术馆投资一项由加州某市政府发行的反惯犯社会效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2016年的《追缴》（Disgorgement），以 “艺术家空间”（后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名义设立了一个保险信托基金，该基金购买了一家全球大型保险公司仍持有的奴隶保险单的股份，一旦美国联邦政府对动产奴隶制进行财政赔偿，该基金将进行赔付；还有2016年的《91020000》，展出了由监狱劳工制造、在纽约州公共领域（如学校与政府办公室）使用的移动基础设施。罗兰德的许多作品无法被任何收藏机构购买，只能以成本价——即警方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或向监狱家具制造商支付的价格——租借五年，期满后续租或归还艺术家。在罗兰德的大部分作品中，一项基础设施通过其运作方式，而非通过艺术手段所描绘的内容，来叙述一段财产权与祛人化（de-humanisation）的历史。这种方式，加之艺术机构常被牵涉为“合作者”（既与罗兰德，也与他所揭示的体制）的特点，使罗兰德的实践构成了一种基础设施批判。
在艺术家兼“分布式认知合作社”（Distributed Cognition Cooperative）成员安娜·恩格尔哈特（Anna Engelhardt）的一篇文章中，她以自己的项目《克里米亚大桥》（The Crimean Bridge）为背景，呼应了前文米切尔的观点，认为基础设施的政治性常常被“效用”的表象所掩盖。以桥梁为例，这种表象更是披上了“连接”的温和外衣，相对于“墙”所直接标示的冲突，显得更加无害。俄罗斯在克赤海峡修建的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被恩格尔哈特解析为一种事实上的“墙”或边界，它在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的前后，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的基础设施。恩格尔哈特将此视为一种“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的基础设施模型，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这些平台被描绘为全球范围内促进连接的引擎，然而实际上却在多尺度上促进了冲突。这一叙事策略可以追溯到18世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们——他们将“文明的商业”与“战争”对立起来，轻易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他们撰写这些文本之前，数百年的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与奴隶贸易已经确立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这个例子中，恩格尔哈特以后勤（logistics）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后勤在传播“流动性”的表象时，同时也在以流动之名实施限制并推进压制。她在论文中对这座桥进行了拆解，而在一部同名影片中，则通过体积建模、晶体学分析、“今日俄罗斯”（RT）报道片段，以及其他技术媒介，将这座桥重新组装起来，呈现出它作为一种“混合战事”形态的多维度特性，展现出其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展开的生态和地缘政治影响。在这里，基础设施批判并未像罗兰德的实践那样，将其自身物质性的表述场所（sites of enunciation）牵涉为对象的一部分，从而展示一种递归的波动性。然而，表述场所在此也许会有另一种取向——此处的关键在于数字平台，而非艺术体制。然而，发声场域在此可能获得了另一种变化——此处的关键不再是艺术机构，而是数字平台。在克里米亚案例中，这种媒体-宣传复合体，将先进的科技与粗糙的操纵结合起来，也将战争的后勤与贸易的物流结合起来。基础设施在此作为通讯的一种“现实抽象”显现，成为暴力的核心，而产权不过是它的症状之一。
最后，稍作转调，我们或许可以考察一些以组织实践而非艺术实践为主的案例，这些实践从艺术实践中学习策略，例如去年在斯图加特艺术家之家（Künstlerhaus Stuttgart）举办的“重思制度行为（几乎一切仍有待完成）”项目。该项目与基础设施批判的关系，正可在其设定的“内向与外向”任务中窥见：即将制度治理的规程重新审视为一种激进再造的场域，以回应更广阔社会图景中迫切所需的革命性变革，而对制度治理的重新审视可以是这一变革得以实施的起点，这就包含了对于内部与外部边界的重新思考。尽管这场为期两天的项目所包含的长远意义尚未被广泛关注，但它链接了过去十年中以艺术机构为场域的一系列“草拟”项目，其中一些参与或促进了一种已经呼之欲出的机构性、体制性转变，如2018年阿德里塔·胡斯尼-贝（Adelita Husni-Bey）与乌特勒支当地住房团体组织的“空间使用公约”（Convention on the Use of Space）起草工作，或者2019年面向艺术组织发起的“气候正义准则”（Climate Justice Code），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乌特勒支的卡斯科（Casco）进行的（现称为卡斯科艺术所：迈向兼济与共（ Casco Art Institute: Working for the Commons）。
这表明，至少对于一部分较小的西方艺术组织而言，一种将自身作为基础设施的自我意识——作为功能性社会图景的一部分——正在开始取代传统意义上仅作为展示社会图景的方方面面、又脱离于这一图景的容器。这种转变的反响可能是多变的、间歇性的，当然也是地方性的，这里的“地方性”在于对语境的处理，可以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话语上的。毋庸置疑，如果对反身性的追求导致过度强调机构自身的能动性，而忽略了其可能性的条件，这样的倾向也潜藏着走向封闭的风险。这一情况与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相关联（如果不是被其决定的话），同时也受制于艺术机构在其具体情景中选择要体现和/或加强的政治愿景。
总之，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对于基础设施批判中的“批判”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述所论证的转变不能不涉及对于“批判”本身的干预，尤其是其自身被公认的谱系——孤立的、欧洲认同的启蒙主体的无条件自主性，这一谱系为如今激进理论界围绕这一概念的大多数辩论提供了依据。这确保了批判的历史，以及批判作为一种对抗性的物质实践的潜能被置于旁道，而其主体（如果有的话）是弥散的、集体性的。批判，在其哲学起源处，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条件”的分析，但这一对可能性条件的分析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条件是物质的而非认识论的——换句话说，是基础设施层面的。而在一个显然的悖论中，使这一别样的批判实践得以充实的必要资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代围绕 “身份政治 ”的论争，因为这些论争能够为任何一种涉及其所处基础设施（即为其提供条件之物，也就是使批判及其对象在物质层面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的批判在概念上带来对如下方面的强化：关系性的非同一性以及否定性（relational non-identity and negativity）。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写道，在艺术的空间中，“自我作为历史和社会物质”，这种自我意味着与“‘身份/同一性’的现实结构（real structures of “identity”）的非同一性。由此，她将身份描述为一种强加在非白人的、非男性的文化工作者身上的结构，这一结构不仅体现在那些为了彰显包容性议程的人文机构上，也体现在那些一贯地框定一种物化（reified）了的”身份/同一性（identify）“概念——从而从左派关注的阶级问题上转移注意力的——的“身份评论家”。这样一种粗制滥造的“身份/同一性”概念，在认同至上的同时又认同于“批判性/临界性”，而在此，批判性只有在拥抱故作低声以强调自身的白人性的普遍性（sotto-voce whiteness of universality）时才是可能的。在这一概念中，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这让人想起阿多诺对非同一性的黑格尔式挪用，同时也让人想起黑格尔自己在《逻辑学》中的论证，他指出：“本质作为在自身中的同一性与反身性，是因为它是自我相关的否定性，故以自我排斥。它因此本质上包含着差异的特质。”（Essence is mere Identity and reflection in itself only as it is self-relating negativity, and in that way self-repulsion. It contains therefore essential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ce.）与之相对，基础设施批判则以一种特有的张力为特征：一方面是明晰地指认对手的否定性，另一方面则是穿越其自身发言位置的差异。故此，批判即是非同一性的实践，一种自我相关的否定性。批判是这一没有尽头的社会对抗性的不可和解性，这无一例外地反映在艺术的体制和它的现实世界空间，尽管它们在程序和内容策划上致力于包容以削弱自身作为服务于统治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 of dominance）的地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是被限定于体制性框架内的话——即在机构内容策划层面——这种对抗性就转化成了一个难题，无解且也许甚至不有趣。然而，一旦这种对抗获得了横贯（transversal）的维度，一旦它不仅着眼于基础设施，并看到自身作为基础设施存在，批判便能获得（也许可以称之为“功能收益”）这样一种能力，即不仅能够质询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也能够将这些批判的资源本身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提供给其他斗争，从而将机构/体制——无论是展览性的，还是学术性的——卷入它的漩涡。
这是将“思辨-投机”和“基础设施”并置起来思考的一种路径；我的提议是，“抽象的手段”（means of abstractioin）或者思辨-投机同样需要自下而上和由内而外地，与社会斗争结合着被思考。并且，抽象的问题并非仅仅关于控制，它还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艺术和经济实践——两者共同构成了种种社会形式——的关系性视角。这便是一个纠缠着政治的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方法的最小意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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