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机构实践：从CERFI与机构精神治疗出发
- 刘伟田
- 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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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7月14日
什么是机构（institution）？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它让人想到美术馆、画廊等机构形态，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将艺术体制本身作为对象的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想到过去几十年不断涌现的中小型机构实践，包括中国语境中的替代性空间，以及各种非正式的自组织实践。
机构对于当代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对于机构实践的思考往往局限于艺术语境和艺术史内部。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几本关于机构精神治疗（法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英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中文又译作体制心理治疗）的英文著作——《Psychotherapy and Materialism: Essays by François Tosquelles and Jean Oury》（2024）、《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2026）、《Tosquelles: Healing Institutions》（2026）——则提示了另外一条理解机构实践的路径。本文以《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对CERFI（Centre d'Études 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机构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研究为线索，尝试勾勒出战后法国机构精神治疗运动与当代艺术机构实践之间若干值得追索的关联。
CERFI成立于1967年，持续运作至80年代中期，是一个活跃于法国社会研究、精神健康、城市规划与政治实践的研究合作社。《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Minor Compositions，2026）中，苏珊娜·卡洛（Susana Caló）与戈多弗雷多·埃内斯·佩雷拉（Godofredo Enes Pereira）梳理了CERFI近二十年的实践轨迹，呈现了这一组织与法国战后机构精神治疗、城市规划以及左翼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相比于40年代起在精神健康领域内部发生的实验和改革，CERFI将机构精神治疗的方法带入城市规划、教育、行政管理等更广阔的社会场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CERFI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机构实践的视角。沿着这一视角回看当代艺术，一些原本彼此分离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新的关联。本文将围绕三个彼此关联的关键词——programme、institution与care——展开讨论。
Programme
对于当代艺术机构而言， programme，以及作为动名词使用的programming，指的是一个机构的生产性工作——展览、公教、研究等都包含在其中。无论名词还是动词，programme都不同于中文语境中容易与project一词混淆的“项目”。Programme暗含着一种以机构整体为主体的持续实践，而非一个具有明确起止的项目。一定要翻译的话，programme也许更接近“工程”而非“项目”，甚至还可以让人想到“编程”这一动作。
在CERFI所处的20世纪法国精神治疗以及精神健康公共服务的语境中，programming指统筹规划，其对象是城市规划意义上的“集体装置”（équipements collectifs）——学校、医院、公共空间、心理健康设施、文化设施等维系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CERFI通常以研究团体的身份参与由国家资助的统筹规划研究项目，围绕特定范围和功能的“集体装置”展开调查与分析，最终形成规划简报，为建筑师、设计师、行政管理者等不同参与方提供依据。
在这一过程中，CERFI提出了“集体装置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的研究方法，考察这些设施如何被赋予功能、如何被嵌入社会生产，并参与欲望的组织与流通。用加塔利的话来说，统筹规划是一种对欲望进行编码的过程；而谱系学研究则试图分析国家如何通过“集体装置”编码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1]也正是借助这一方法，CERFI得以在国家委托的规划框架内展开一种不同于国家规划的统筹规划实践。它并不拒绝进入国家规划机制，而是在这一机制内部引入对于欲望、主体性和集体生活的分析。
以CERFI参与的Évry新城规划项目为例，研究团体最终提出的并不是关于病床数量或硬件配置的技术方案，而是建议成立多个小组，由不同人群在具体情境中持续提出和调整精神健康需求。[2]对CERFI而言，统筹规划并非预先规定功能或定义需求，而是创造条件，使需求、关系和欲望能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浮现。
无论服务于公共文化政策还是机构自身使命，艺术机构往往将programme理解为一种面向公众或受众的生产：机构向外提供什么，以及如何被社会看见。按这种理解，programme做的是把某个既定的方向和价值落地，重点在"生产了什么内容""发生了什么事件"，而programming本身——它如何持续地决定着机构实践的存在意义——反而不再是问题。CERFI的启发正在这里：如果将 programming确立为贯穿机构实践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纳入日常工作之中，那么机构便不再只是生产内容的主体，而同时成为一项需要不断组织、分析和重新定义自身的集体实践。它既作为“集体装置”的一部分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又通过自身的运作持续生产新的关系、需求与主体性。
Institution
这里，programme与另一个关键词汇合：机构（institution）。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机构指美术馆、画廊、基金会、艺术中心、双年展等组织形式。而在CERFI及其所继承的机构精神治疗脉络中，机构并不首先指向一个组织实体，而是一组持续被组织、分析和改造的关系。《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的两位作者们提醒我们，institution一词在由法语与英语语境之间发生了意义的偏移：法国机构精神治疗语境中的institutionnelle更强调“建立”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生成之物，而英文中的institution则更接近法语中的établissement，即具有固定结构的建制。[3]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语境中的“机构”更贴近后一种理解，因此“机构”以及“机构化”等表达天然带有建制化、固定化的意味。这种日常用法，也使法国机构精神治疗赋予institution的过程性与生成性，在中文语境中较难被直接感知。
CERFI对institution的理解来自机构精神治疗的核心命题。1953年，精神科医生让·欧利（Jean Oury）创立拉博德（La Borde）疗养院，在那里推行机构精神治疗，其原则是将机构作为精神治疗的方法与对象。通过改变物理环境、组织结构、劳动分工以及医患关系，机构不再只是治疗发生的场所，而成为治疗过程本身的一部分。这一实践更早可追溯至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在圣阿尔班医院（Saint-Alban hospital）的实验。在那里，是精神病院自身被纳入精神治疗的对象；这种精神病学实践不再接受社会对精神病院的功能性隔离，以及这套体系对精神病人与精神科医生的社会性异化，而是作为一种以精神治疗机构为基础的社会性治疗，持续检视机构内部关系与组织结构。
正是在拉博德疗养院的实践中，加塔利发展出横贯性（transversality）的概念。在《Transversality》一文中，他把它描述为团体或机构中欲望的无意识流动：“横贯性是团体行动的无意识源泉，它超出支撑团体运作的客观法则，并携带着团体的欲望。”[4]在具体的精神分析层面，加塔利提出了“机构对象”（institutional object）的概念，将其确立为机构精神治疗的分析对象：既不是机构中的病人，也不是机构外部的社会结构，而是机构本身所承载、组织的集体关系、欲望程式以及贯穿其中的无意识过程。[5]“机构对象”的提出，意味着集体实践自身的欲望生产——那些驱动、维系并不断重组机构的力量——被识别为分析与自我分析的核心对象。
那么，一家艺术机构的“机构对象”是什么？如果跟着加塔利以及CERFI的理解往下走，问题便不再只是机构生产了什么——展览、公教项目、研究成果，或者它对外宣示的公共价值——而是机构如何在某种集体欲望的驱动下持续生产自身。这种分析关心的不是机构声称自己是什么，而是什么在驱动它运作，以及这些驱力如何被组织、分配和延续。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分析由谁主导，又为谁服务？它究竟是在满足外部评价体系和治理逻辑，还是在帮助机构实践者理解自身、根据自身的欲望组织实践？
这样的问题并非要将艺术机构变成精神分析的对象，而是为了重新思考一个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为何当代艺术领域中大量实践始终依赖某种难以用经济回报来解释的投入？所谓“为爱发电”，或许正说明艺术机构从来不只是文化生产单位，更是一种欲望生产和流动的场所。问题不在于如何将这种欲望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力，而在于：当代艺术机构实践承载着何种集体欲望？这种欲望如何被识别、组织并转化为一种能够维系机构实践的动力，又如何经由机构向社会打开，而不是停留于艺术内部的自我循环？
Care
以上问题引出了本文第三个，也是最难处理的关键词：care（关怀、照料）。与programming和institution不同，care并不是CERFI实践中反复讨论的概念，而是我希望借助CERFI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之所以难处理，是因为我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当代艺术不断强调的“关怀”本身，而是一种退居幕后的关怀——它并不作为价值、目标或伦理诉求被预先提出，而是在分析与批判的实践中逐渐生成。
今天的艺术机构当然并不以治疗或社会关怀为目的，但它们同样承载着一种与“社会健康”并非毫无关系的公共期待：人们期待艺术能够维系公共生活、回应社会问题，并在社会关系不断断裂的现实中打开某种重新组织关系的可能。与此同时，也有艺术实践者尝试将艺术机构的资源直接用于照料实践。例如，在第十五届卡塞尔双年展中，ruangrupa将主展馆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Fridericianum）的部分空间转化为面向儿童及家庭开放的公共照护空间RURUKIDS，使展览空间同时成为日常生活与照料关系发生的场所。
然而，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社会功能上的对应。在CERFI与机构精神治疗的实践里，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并不是关怀，而是分析（analysis）。正如《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的作者指出，CERFI将分析从精神分析的治疗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种持续作用于集体关系的实践。关怀因此不再是分析预设的目标，而更像是一种伴随分析不断生成的效果。
加塔利所谓的横贯性，正是这种分析实践的组织方式：分析不断穿越机构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边界，在不同关系中流动并生成新的连接。在这一点上，CERFI的实践始终包含两个彼此贯通的维度：一方面，CERFI以研究小组的身份介入学校、城市规划、精神科医院等不同社会场域，将分析嵌入具体实践，并不断遭遇现实中的阻力与限制；另一方面，书中也细致记录了CERFI如何组织自身——分工、分组、决策、预算分配、定期会议以及内部争论等等。分析因此贯穿于机构运作的内外两个维度：它既作用于机构介入社会的方式，也作用于机构不断处理自身关系的过程。这种“横贯”于机构内外、持续作用于关系的分析实践，也许正构成了一种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关怀”。
沿着这一视角重新思考当代艺术，我们或许能够抵达一条真正“横贯”的路径。当代艺术领域不断显现的种种症候——从业者的社会处境、机构自身的不稳定与不可持续、艺术院校的收缩、公共资助的减少、国际政治局势带来的冲击、解殖立场与艺术体制殖民主义遗产之间的矛盾、艺术资本与批判价值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艺术实践对于社会议题的批判性检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由此产生的倦怠与无力感——是否本身就是艺术机构需要面对和“照料”的对象？它们之所以值得被“照料”（taken care of），并不是因为属于艺术，而恰恰因为它们始终也是社会关系在艺术体制中的具体显现。
更进一步，如果说CERFI以“分析”持续作用于机构关系，那么当代艺术最接近这一实践模式的，或许正是“批判”。两者当然不能简单对应：CERFI所谓的分析，是一种持续介入关系、组织欲望并改变机构运作方式的实践；而当代艺术中的批判，也未必只能理解为揭示权力结构或意识形态。如果批判能够持续作用于机构自身，并在机构内外形成一种横贯性的实践，那么它便获得一种CERFI意义上分析所具有的效果。再以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为例，与其讨论哪些作品体现了关怀，不如追问批判如何作用于documenta、ruangrupa及诸多参展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否、又如何重新组织这些关系。
问题并不是如何让当代艺术承担更多关怀，也不是如何在批判之外加入关怀，而是：当批判真正成为一种持续作用于机构关系的实践时，它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关怀？反过来说，在什么条件下，批判又会失去这种作用关系、组织主体性的能力，从而无法形成足够的关怀？从这个角度看，体制批判也许可以获得一种不同于历史叙事中的意义。[6]它不只是揭示艺术机构的意识形态或权力结构，而指向一种持续作用于机构自身的实践。
关怀因此不再首先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实践的效果：机构始终保持在一种能够不断分析、批判并重新组织自身关系的状态。正如让·欧利所说所说：“构成机构生活的一切活动，都不应属于‘装模作样’的范畴。”[7]
注释
[1] 关于CERFI实践中集体装置谱系学的讨论，参见Susana Caló and Godofredo Enes Pereira, 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 Militancy, Research, Architecture and Psychiatry (Minor Compositions, 2026), pp. 147-152.
[2] 关于Évry新城规划项目中CERFI团队提出的方案和遇到的阻碍，参见Caló and Pereira, 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 p. 136-141.
[3] CERFI: Analysis Everywhere, p.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