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在家

外立面

当策展人陈淑瑜向我介绍纸老虎剧团的项目“革命：幽灵的箭矢”时，我首先想到了吉尔·斯科特-赫伦（Gil Scott-Heron）1971年的歌曲《革命不会上电视》（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人们有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首说唱歌曲。“革命将现场发生”，这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明白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2023年4月，那场在柏林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发生的革命是现场性的。但这也是一次拟像——这正是艺术的本质。新落成的洪堡论坛博物馆即是一种拟像。它的外立面按原比例复制了18世纪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普鲁士城堡，后者在二战期间被轰炸，而后完全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东德粗野派的共和国宫（Palast der Republik），随后又因充满石棉而被拆除。

但是，只有一半的外立面是“新古”的，另一半和主体都是现代的玻璃混凝土建筑，陈列着非洲、亚洲及其他非欧洲艺术的馆藏。这是一处人为营造且颇为怪异的会面之所。闭馆之时，这些远离故土的展品互相低语着自己的故事。

洪堡论坛，伪造的18世纪外立面

洪堡论坛向纸老虎剧团发出的邀请恐怕与一些事物不无关系——纳粹主义与德国战败的阴影，曾将德国人民分隔的柏林墙，所有掠自远方、如今变作展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光鲜亮丽的立面亦难以掩盖此地和历代建筑承载的诸多伤痕。

交谈期间，我和陈淑瑜都想到了崔西·查普曼（Tracey Chapman）的歌曲《谈论一场革命》（Talkin' About A Revolution）：“你听说了吗/他们在谈论一场革命/像是窃窃私语”。三个月后，在表演即将结束时，圆形舞台上筋疲力尽的舞者挣扎地扭动着身体，我们看着这些舞者，听着他们的声音，以及几句查普曼的歌词：“像是在窃窃私语……跑，跑，跑……跑，跑，快跑。”

中国收藏

2023年2月初，我到柏林实地讨论这个戏剧项目。我们参观了它的起始点之一——洪堡论坛的“中国与欧洲：中国宫廷艺术收藏”（即“中国收藏”）。其中，有一副卷轴画描绘了骑着马的两人：一位中国武士策马扬鞭，追赶着已被箭矢击中背部的敌军。这是满洲皇帝的士兵在驱赶着帝国泰西（欧洲）的入侵者。正是因为这些箭，“革命”才有了副标题“箭伤”（Arrow Wound）。伤口确实存在。

但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此卷轴画并非由中国画家所作，而是意大利传教士、艺术家郎世宁（Guiseppe Castiglione）的作品。他在北京宫廷学习了中国画，绘画风格中西合璧，特别是面部——人的外立面——相比传统中国画更为立体。乾隆帝很是欣赏这种风格。

郎世宁的肖像作品

在同一展厅里，你能发现一张用于皇帝出巡的使用的宝座，这张宝座是西方世界中唯一与配套屏风一同展出的。它生动示例了中国艺术品如何从东“穿越”到西。如今，它仅静居一隅。晚些时候，以色列演员爱里尔（Ariel Nil Levy）仅穿着内裤，伫立在洪堡论坛一楼大厅被箔纸覆盖的圆形舞台中央，犹像一个站在巨型银色蛋糕盘上的小孩。他指向天花板，喊叫着：“这儿，就在这个房间里，上面，就是龙位！”接着，他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有关罪过和伤口：一位皇帝曾深受失眠症困扰，常在深夜醒来，冷汗不止，忧虑不已。他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便传唤了一位智者寻求建议。智者告诉皇帝把“宽恕”二字绣在背后。 “背后”应指龙位后悬挂的帷幔，可是皇帝不解其意，并杀死了智者。然后，他传唤王国中技艺最精湛的绣工，将“宽恕”二字直接绣在他脊背的皮肤上，剧痛难忍。绣成之时，他杀了绣工，这奇特的刺绣就永不被世人所见。

演出中段出现的一件巨幅影像装置，也聚焦于被运往西方的中国文物。所有表演者被分别拍摄，穿着黑色针织套衫，使得一张张面孔好似成列地悬浮在墙上。他们宣读着117箱珍贵文物的清单。这些文物皆由德国民族学博物馆的馆长助理F.W.K.穆勒（Friedrich W. K. Müller）从北京夺回国。1900年八月，义和团起义（1898-1901）期间，北京陷落，德意志帝国政府提供了穆勒一万马克用于扩充馆藏。这场起义原是为了反抗欧洲在华的势力扩张，最后以失败落幕。

革命：幽灵的箭矢，黑市，演出现场，2023

表演者相继以他们的母语——日语、中文、德语、法语、英语和乌克兰语——宣读清单，声声如重锤击打般有力。当他们在朗读时，中国鼓手胡胜南（音）在舞台边缘摆放了一些日常用品，随后沿边缘绕圈奔跑，用力并精确地敲打着物件。暴力愈加明显。

“中国收藏”中，也有一些文物的西行旅程得到了最高层面的批准，但依旧是伤口的一部分——它们是革命的馈礼。一些文物有关义和团起义的失败。1901年，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在起义中被害，慈禧太后吩咐摄政王载沣赴柏林，携带辛丑条约中规定的特别赠礼。这些瓷器文物如今保存在洪堡论坛的“中国收藏”中。

还有一些礼物唤起了其他革命的记忆。年代更近的例子有1959年毛泽东访问东德赠送的古代文物，包含自新石器时代到清朝覆灭的瓷器，用于纪念中德建交十周年。苏联解体和东德灭亡之时，分属两德的中国收藏便融聚在一起。

陈淑瑜提出了一个做艺术家书的想法，一次并非全然友善的对“中国收藏”展签信息的接管。写作者受邀创作短小的、带有推想性质的文字片段。我第一次实地与“革命”项目接触正是在“中国收藏”里，那里是我出发的地方。那次参观受愤怒的警报声干扰，或者说是在它的伴随下进行的。我写道：“通电：幽暗的博物馆厅堂欢迎寂静与无声的对话。但是当有参观者离展品过近时，平静就会被不规律地突然中断。紧接着，无形的激光射线被触发，刺耳且单调的警铃响起，打消了博物馆的肃静，压倒其他一切体验。或许，参观者本可以戴上带电手环，在离展品过近时通电。这样警铃声就可以被不可预测的叫喊声所替代，音高和音强各不相同，也丰富了其他观者的体验。”

圆形舞台

随后我们离开了“中国收藏”去勘察将于四月上演的演出场地。途中，我留意到了一件事，让我思考起博物馆的作用。我把这件事写进了那本红色的艺术家书：

“那是个星期日，一个小女孩正与她祖父参观博物馆。在一个展厅里，他们经过了两位身着实验室白大褂的策展人。小女孩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像医生，于是问祖父：我们在医院里吗？不是的，我的小朋友。他答道。这里所有人都很健康幸福。”

二月下旬，我回到洪堡论坛，排练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导演田戈兵在口译员的帮助下指导舞者，舞者们来自中国、印度、法国和乌克兰，他们是巩中辉、王亚楠、劳尔·阿兰哈（Raul Aranha）、西蒙·沙特兰（Simon Chatelain）和奥克萨娜·丘普里纽克（Oksana Chupryniuk）。在后台，日本DJ铃木美惠（Mieko Suzuki ）在安静地调试她的设备；以色列演员爱里尔·尼尔·列维为他的海量台词而犯愁；汉斯-于尔根·施赖伯（Hans-Jürgen Schreiber）担心自己在这次演出中的角色。他是我们之间唯一的柏林人，但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柏林——东柏林。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他曾是一名共和国宫的餐厅经理。自童年时他就渴望来到中国，东德时期他被允许参加一次到中国的国事访问。

剧构克里斯托弗·雷普希（Christoph Lepschy）坐在椅子上，告诉我剧本需要修改。它篇幅太长，英德混杂，在中、英、德三语间翻译来去了数次，出现了一种“材料疲劳”。我翻阅几段便理解了他的意思。很快，我们就开始一起逐段修改。晚餐时，我们回到了我的酒店，坐在大堂里，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几瓶啤酒，赶工至深夜。第二天我们早早碰头，又继续奋力修改。

作者与龙椅宝座，摄影：陈淑瑜

很难想象表演的不同部分——影像艺术，舞蹈，戏剧，文本，现场音乐和与汉斯-于尔根的采访——是怎么熔于一炉的。技术人员各守其控制台；舞者们成群地吃着午饭；爱里尔作为唯一的戏剧演员独立苦练；克里斯托弗和我埋头改稿；导演田戈兵穿梭在我们所有人之间。

最后一次上演

首次彩排并不顺利，像是应该的。但在首演时，所有事物惊艳地融合在了一起。“革命”成为了一次探险，一场充满惊喜的大型拼贴。奇怪的是，与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纸老虎剧团成员和表演者们，竟团结了几个小时，形成了一件典范的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其渊源可追溯至德国浪漫主义和希腊古典观念。在那闪烁着的一刹间，伤口露出，整场表演仿佛是一次疗愈。

摄影：Ulrika Sch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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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德烈亚斯·格丁（Andreas Gedin）是一位艺术家和写作者，目前居住并工作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他的作品融合了对理念、沟通、物流、文本及权力关系的探索。

译者

许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