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艺术......

一

如果艺术关乎的不是艺术家或作品，而是艺术的主体和艺术的社会；

如果批评关乎的不是评判或阐释，而是主体让自己得以参与艺术之发生的一种实践；

如果我们不再理所当然地将艺术之发生等同于作品的生产、展示、观看；

如果我们不再将艺术的主体等同于某种身份或职业；

二

如果只有艺术的主体才能经验艺术之发生，如果经验艺术之发生的过程本身就是艺术的主体化，如果艺术的主体的出现是抵达艺术之发生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承认艺术的主体已然是社会的，它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它的社会性；

如果我们承认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是重叠且一致的；

三

如果我们承认通过知识抵达艺术之发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切关于艺术如何发生的知识都无法使我们最终抵达艺术之发生，如果我们总是将这种知识所能抵达的最远端误认为我们能去到的距离艺术之发生最近的地方；

如果空间比喻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丈量艺术之发生不依赖空间上的距离，而是主体与艺术之发生相触时的感性与强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主体参与了艺术之发生；

四

如果关于艺术如何发生的知识与品味和审美相关，但有品味、有审美的主体/社会并不必然是艺术的主体/社会；

如果艺术之发生与关于艺术的知识分属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这枚硬币在平面上快速旋转时化作的那团模糊而闪烁的球状光影才是艺术之发生被经验的证明；

如果构成艺术的主体的必要条件是使这枚硬币旋转起来的意志与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始终关乎实践；如果艺术的真谛就在于硬币旋转时的姿态，而这姿态的意义仅属于旋转中的硬币自身；

如果我们将硬币赖以旋转的平面认定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而非一个名为“艺术”的自治场域；

如果艺术史是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艺术之发生得以汇聚并共振的舞台，而这舞台仅向艺术的主体敞开；

五

如果艺术体制中可供我们所用的装置和技术全都无法保证、且无意追求艺术之发生；

如果我们不理所当然地相信艺术机构拥有抵达艺术之发生的特权；相反，如果艺术机构在面对艺术之发生时是彻底无能的，且其工作往往是对这种无能的掩饰；

如果我们能够区分：1）艺术的体制所制定的意义和价值；2）艺术之发生对主体的意义和价值；

六

如果我们意识到“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旦实现，艺术本身的含义必然发生质变，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社会意义和功能也随之改变；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艺术体制不但没有准备好接受那个会让它自身彻底作废的艺术的社会，反而在愈发恶劣的环境中竭力自保，尽管它所依赖并维护的社会正无情地摧毁它；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下的艺术体制与艺术的社会是相悖的；

七

如果我们对于艺术体制的不信任可以归结为以下两者的不一致：1）对艺术之发生的追求；2）以艺术之名侵蚀艺术之发生;

如果对于艺术机构和艺术体制的盲目依赖导致我们在让艺术发生这件事上变得无力、无能，如果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责备的是将艺术之发生拱手托付给艺术机构和艺术体制的我们自己;

如果对艺术体制的怨怼本质上是上述不一致造成的精神障碍；如果这种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中的任何人有办法积极地夺回对艺术之发生的主动权，也不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依靠自己克服此种障碍；

如果我们承认今天艺术场域中发生的批判往往是这种障碍的症状，而非对它的克服；如果我们意识到今天的艺术体制奖励这种症状的表演，而此种奖励机制使许多人沉溺于这种障碍；如果沉溺其中的代价是对潜藏于艺术中的批判精神的背叛和损坏；

如果我们不责备任何人，包括自己，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艺术之发生之于艺术的主体和艺术的社会的意义，我们既没有把自己置于艺术的主体的位置上，也没有以艺术的社会的视角对待艺术之发生；

八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极其不艺术的，并且它不艺术的程度与艺术体质的发达程度或艺术机构的数量无关；

如果资本主义治理术与这里所说的艺术的主体/社会在根本上互相矛盾；

如果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的本质是对艺术的无止境的客体化，如果这一体制的作用在于确保它所支配的一切资源——包括实现了自我资本化的艺术家主体——都服务于这种客体化；

如果我们既没有可供依托的历史范式，也没有可直接套用的未来愿景；

九

如果艺术的社会必须经由艺术的主体的自身努力才能抵达，而这种努力又必须是一种艺术的主体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如果艺术的社会取决于一种共同发生的艺术的主体的涌现；

如果艺术的主体化指向的正是这种努力本身，其意义不在于“生产”出了什么，而在于对这种努力的无止境的实践；

如果只有在这种生命实践的意义上，艺术的主体、社会的主体、政治的主体才能真正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