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亲，走向母亲
- 洪梦霞
- 7月29日
- 讀畢需時 12 分鐘
已更新：8月7日
作者按：4月17至24日，艺术家李典宇（Dinu Li）和策展人许冰煌在台山、开平地区开展了驻地项目“回到祖屋的月光”。该项目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文化连线基金”的支持。作为一个受过人类学训练的独立写作者，我一方面对驻地内容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我想知道，艺术家如何进行田野？我参与了项目在台山的行程，并在驻地结束后写下了这篇文章。或许它并非对一开始所设想问题的回应，但它涉及了另外一些问题：艺术家田野方法与策展组织之间的分工与张力、艺术作品与档案之间的关系、家庭史在当代表达中的方法与伦理，以及女性迁徙经验的不可见性。
1
南方的四月，临近中午，气温逼近30度，我以一种玩耍的心情跟随艺术家典宇和助理周颖，走在台山乡村的道路上。
从华宁坊开始、以马冈村为终点的这条路，长11.5公里。这是典宇的母亲80年前出嫁的路。预计时间是2个小时，不过实际上，我们走几步就要停一会儿，因为典宇对所有垃圾都很感兴趣。前几天，他已经在路上捡了一根长长的弯曲的竹藤，一根在泥土里刨出来的蓝色布绳子（扔了），一束榕树根（扔了），一个画着蓝色线条的碎碗瓷片。
先是冰煌开玩笑叫他“早期人类学家”——典宇在香港出生，7岁跟着父母到了英国，下个月就60岁了，此前他只短短回过台山几次。他现在正如20世纪初的西方人类学家来到东方之后的样子。后面我们一催他走路，就大喊：“Anthropologist!”他正在观察路边一棵葵树上干枯的枝叶，转身对我们笑：“I’m a rubbish picker!”
直到我们在一个村口的大榕树下休息时，典宇站在一栋看起来已经有近百年的房子面前，说道：“我妈妈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应该已经存在了吧？”
天气酷热，晒得人头晕眼花，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重走他母亲的离家之路。我开始想象起，1945年，一个18岁的女孩子坐在轿子里，轿夫担着她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中间要经过潭江，船夫摇着舢板渡河。一年之后，女孩子怀孕，将要生产，但是新婆婆不喜欢她。她想念自己的母亲，想要回家，结果就在回程的船上生下了一个婴儿。1949年，时局动荡，女孩跟随丈夫迁往香港，后来又搬到了英国，从此再也没有跟母亲见过面。
现在，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妇人，头发雪白，住在英国一个两层的小楼里，靠拄着助步器才能在屋子里移动。最小的儿子典宇照顾着她，并且知道着一个秘密：在母亲的枕头底下，有一张她离开中国时带走的黑白照片。那是外婆的肖像。妈妈有时候会谈起她，但是当触碰到一些记忆的时候，她就会格外伤心，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例如，外婆还没有来得及变老就去世了，而她去世的时候，妈妈没有陪在身边。
几十年来，从未见过面的外婆一直萦绕在他的生活里，像一只寻不见影子的飞蛾。外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独自留在台山的时候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快乐吗？妈妈即将老去了，在她生命的尾声，典宇想再做一件事情，寻回那段丢失的、离散的女性历史。
2023年，典宇找到常驻广州的策展人冰煌，说想跟她合作做一个项目，她们申请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的文化连线基金并通过了。今年4月，来台山驻地之前，他悄悄拿走了这张照片，瞒着妈妈飞到了家乡，想要寻回妈妈和外婆的祖屋。听完典宇的想法之后，冰煌为项目起名“回到祖屋的月光”。
4月17日，在冰煌的牵线下，我和典宇、助理周颖会合，一起出现在了洞湖村村口——这是外婆出生的地方。下午3点，一个大爷正在地里干活，我们走进田里，拿着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这个叫“黄月桂”的女人，她在1957年就去世了。大爷听完，呲着大牙就笑了：“那时我都仲未（还没）出世！”他从田里绕出来，带我们走到村尾，找年纪最大的人——一个婆婆正坐在家门口，我们把照片和名字递过去，她果然有点印象，打电话确认了是哪一间屋子。婆婆名叫黄珍，88岁了。
她一边领着我们往前走，一边说，“我记得，她（月桂）的妈妈有点䠋脚的。”[1] 典宇没有留意到这一句，他很担心这个屋子不是他要找的，又问了好几次。黄珍婆婆的儿子拍着胸口说一定是这里，又说他有一本村志在台城，过两天拿回来给我们看，便约定了第二次见面。
旧屋里，每一步踩下去都咯吱作响，枯枝碎叶和屋顶掉下来的瓦片，是屋子的尸骸。吉祥富贵，子孙昌盛，金玉满堂，墙上的字清晰可见。门口的彩色的纹饰画，落款写的是民国11年，1922年。我们本来以为会找到一片废墟，结果面前是一栋至少103年的屋子。
我们站在瓦砾和杂草上，在祖屋内等待天黑，蚊子的狂欢声在耳边轰鸣。
天色逐渐暗下来，我一边发呆，一边想：我们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从英国飞到中国，跑到台山，找一栋不知道还存不存在的老房子，然后用一个自制的机器，收集一个小孔那么大的月光，把月光转化为声音，再录制这个机器发出的声音。
屋顶有天窗，一块瓦片的大小，晴朗的夜里，月光会漏下来，像两只眼睛。跟黄珍婆婆家同样的布局，三间，两层的阁楼，中间祭神吃饭，一边门口是厨房，两侧是卧室和卫生间。那个叫黄月桂的小女孩，100年前曾经坐在阁楼上，被这一寸的月光照在头顶。100年后，这一寸月光以声音的形式，留在了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他说，妈妈把外婆的这张照片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天枕着它睡觉。当外婆的照片放在了老屋正中间落满枯叶的桌子上时，他仿佛亲手把她送回了家。砖头大的透明机器也放在了照片旁边。 7分钟里，他维持着打开按钮之后的姿势，侧站着桌子旁边，重心微微倾斜，两只脚没有再动过一点点。第一分钟里，机器先是短促地响了两声，而后便是安静，他几乎就要觉得毫无希望的时候，忽然，那个声音像海浪一声一声响起，缀着颤抖的尾巴。在黑色的海洋中，遥远的脉搏一声一声响起。
2
一开始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家如何做田野？进行到一半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太大了，典宇不能代表所有的艺术家，驻地项目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典宇，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缩小成为：他会如何完成这一次驻地？他会用怎样的方式去描绘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
来之前，我在典宇的个人网站上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其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恰好都跟家庭或者迁徙有关。
一个是他与他堂弟合作的作品《民族国家》（Nation Family, 2017）。上世纪70年代初，典宇的堂弟（化名“国家”）被安排在海南的橡胶种植园里参加集体劳动。在那种枯燥无望的生活里，他把砖头画成一个收音机，插上一根竹子做天线，抱着它假装自己在收听音乐。在这个短片里，典宇将无数个大喇叭绑在橡胶树上，让喇叭中播放电影《日内瓦医生》（1965）的主题曲。这段音乐在片子里一共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一个老旧的电视机里，一个是橡胶树上的喇叭，最后一次是一群金发女郎在跳70年代的迪斯科舞蹈。
20世纪50年代初，典宇一家先后离开了家乡，而堂弟和他的家人则留在了大陆。“在时代的关口，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家就要决定：走，还是留？你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思考和道别。如果堂弟也跟着来了英国，他看到的就是迪斯科的音乐，而不是电视机里的影像，或者一个砖头做的收音机里不存在的音乐。”他解释说。所以这三段重复的不同形式和地点的《日内瓦医生》主题曲，指向的是命运洪流中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的不同选择。
但是，作品的介绍中并没有关于家庭离散的历史，所以当时我没有读到这一层。我很喜欢一个个喇叭挂在一棵棵橡胶树上的这个场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在70年代出现的画面。在繁重劳动的种植园里，大喇叭里传来的只可能是集体主义式的命令、训导、鼓励，而不会是大洋彼岸带着资产阶级腐朽气息的爵士乐。这个场景带来了一种微妙的非现实感。
另一件作品是他在2021年，和94岁的母亲余馨兰共同完成的《幽灵兰之姿》（The Ghost Orchid Gesture）。在影片里，母亲装扮成了不同的动植物：幽灵兰，挪威猫和白毛猿猴，箭猪，月蛾（一种彩色的飞蛾）。幽灵兰是一种宣告灭绝又重被发现的植物，母亲的名字里刚好有个“兰”字。而母亲自己挑选了月蛾，因为外婆的名字里有个“月”字，而且在她的信仰里，她坚信典宇的外婆已经转世成为了一只月蛾。
典宇在材料的使用和想象力上有一种强烈的敏锐直觉。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作品：苍老的行动迟缓的妇人戴着黑色手套，用手比拟出洁白的濒危的兰花，披着彩色的衣服像是月蛾的翅膀微微颤动，诸多意象的糅合碰撞，充满了对自然、灵性与生命的无限想象。
他与母亲的合作是打动冰煌的一个缘由。过去几年，在冰煌参与运营的“新造空间”，她策划与推动了一系列关于家庭史的项目。艺术家与家人之间的亲密合作并不多见，而且，她能感觉到，典宇对于母亲的感情是真诚的。
但是在驻地中，作为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写作者，我很快察觉到了典宇与我的差异。例如来的第一天，他“放走”了唯一见过外婆的黄珍婆婆，没有问对方更多的问题，我就相当惊讶（他后来解释说，他想看到村志，确定无误之后再访问黄珍婆婆）。接着，要去见台山当地的民谣传唱者之前，他说只有特定的问题想了解，说：“我不想知道所有事情。”冰煌策划了驻地的大部分行程和约见的对象，但是她发现，典宇没有像她期待的一样，在来之前做更多的历史资料的阅读（对此他解释说，他不愿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更多地展开在地联系。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酒店一楼大堂的桌子上，展开了一轮“为什么艺术家这么孤寒（吝啬）”的讨论。我觉得更多的信息是必要的。而典宇说如果可以，他连介绍都不想写，因为艺术作品先于介绍而产生，它应当面对所有阐释的可能性。是的，我理解这一点，当作品完成之后，它就是完整的了。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仍然觉得需要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更多的细节。后来我在跟典宇的聊天之中发现一件事，他经常强调“艺术不是档案”，也许是这一点，让他在这次驻地中，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材料和物件构筑的世界，而对其他信息疏于关注。除此之外，驻地的时间比较短暂，也限制了更多的可能性。
结束在台山的行程之后，她们在广州有一场分享，分享结束后典宇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喜欢。他开玩笑说：“那我一定是说太多了。”
我没有说，我其实很喜欢分享中的几张照片，恰恰是这些背后的细节，让作品变得更加动人。他讲到《幽灵兰之姿》项目的开始，是因为新冠期间，他要在线上授课，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母亲想要帮他下楼倒一杯茶，但是她年纪已经很大了，上楼梯的时候，几乎要双手双
脚爬上来，就像动物一样。往往等到她费尽力气上了楼，倒茶这件事也被抛之脑后。屏幕上几张照片：一双瘦瘦的手撑在了楼梯台阶深红色的地毯上。这些影像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它混合了衰老与天真，人性与动物性，包含了生命的源头与尽头，它是爱，同时也是遗忘和死亡的迫近。
它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寓言：什么动物一开始用四条腿走路，后来用两条腿，最后用三条腿？是人类，复杂的、变幻的，也脆弱的人类。
3
在台山的第五天，我们又回到了黄珍婆婆家。她的儿子说，婆婆前一天回深圳了——啊，我在心里痛惜。聊天中我们得知，黄珍婆婆之所以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因为她的丈夫是入赘的。因缘巧合，我们才得以有机会让她带路。
婆婆的儿子摊开村志，坐在四方桌上热情地开始给我们讲。婆婆儿媳倒完茶后，和另一个邻居婆婆拿了两张小板凳，坐在一旁。邻居婆婆不是本村人，所以不知道那些事情。我本来也在听村志的内容，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转过头问她们：
“外婆的妈妈是䠋[1]脚的吗？”
“不是䠋脚，是缠脚的。”
“你们见过缠脚的女人吗？”
见过。她们俩说。两个不同时代的女人，用手给我们比划了缠脚的样子。食指搭在拇指上，中指搭在食指上，无名指搭在中指上，最后是尾指，一个叠一个，叠成一朵纠缠的花。再用另一只手握住，保持这个形态，给我们看：
“呐，就是这样，很臭的。”
为什么要裹脚呢？她们说：“惊你走咗咯（怕你逃走咯）！”
另一面，缠脚又是富贵人家的象征。外婆的父亲曾经在美国经商，家里很是富有，还请了一位妹仔来照顾她。主人家走散之后，妹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后来还有两位相仿年纪的妹仔也过来一起住。
桌子上，典宇在问，外婆嫁出去了之后有回来吗？黄叔说：“很少的，以前的女人一嫁过去，就围着那边家族转，所以女人很辛苦。”
我相信这种感慨是真诚的，但是这种真诚并不足以让他们的村志有一点改变：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每一户人家的族谱都是男的在前，女的在后，不论年纪。以至于典宇一开始误以为外婆还有个大哥，但那其实是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为了继承香火而认养的一个男孩，是最小的弟弟。外婆的母亲的位置则是一片空白，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
外婆出生、外婆结婚（妈妈出生）以及妈妈结婚，这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当天晚上在讨论第二天的行走时，我们有三条徒步路线可以选，典宇最终选择了最长的一条：从妈妈出生的村落，走到妈妈结婚的村子。当我们谈到迁徙和离散，会想起19世纪下南洋的人，想起20世纪在夜色里逃港的人，但是，对几乎所有的女性来说，婚姻何尝不是一种迁徙和离散，一种世世代代的命定的迁徙。从华宁坊到马冈村，这不仅是女儿出嫁的路线，也是妈妈寻回女儿的路线，这是母女之间断裂的线粒体。我在想，那些比我更早一个世代，两个世代的女人们，她们会不会这样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却不在同一个家？妈妈，为什么我们如此亲密，却有着不同的姓氏？
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探讨更多的东西，但是我想让它停留在这次行走的身体感受上。女性的历史是断裂的。在重走这段路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加清晰。
在烈日中行走11公里，路过村庄、稻田、在井边杀鱼的村民，路过钓虾店、化肥工厂、飘落的木棉絮，路过一条平静的江水，路过长满青苔的碉楼。
母亲，我与你之间隔着如此之多的事物。
4月22日下午，徒步的后半程，越过潭江，大车擦着我们的耳朵呼啸而过，太阳炙烈，我快步向前，周颖任务在身，仍然陪典宇走在后面。下午3点到达马冈村牌坊的时候，三个人都晒得又红又烫，像是三块会走路的烙铁。典宇想要用黑色蜡笔拓印一下村牌下石碑上刻的字，但他不认得中文，于是他把纸放在石碑上挪动着，问我们：“这是好的字？还是坏的字？”最终他拓下了：内外乡亲，永志不忘。这几个字将和月桂花的香气、外婆祖屋里那一寸月光的声音、月蛾的画一起出现在未来的展览中。
典宇说，来之前他帮妈妈擦洗身子，妈妈的腹部隆起，圆圆的。她已经98岁了，几乎有一些老年痴呆，会在家人离开时像个孩子一样掉眼泪，并且挪到窗边，把脑袋伸到窗帘底下看亲人离开的身影。这个满头白发的妇人养大了8个孩子，一生都没有学习英语。
他花了很多时间仔细擦洗她圆润的腹部，想象着自己曾经呆在她肚子里的样子。他问道：妈妈，你生我的时候在想什么？
她用台山话回答说：
我看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外婆，我的外婆的妈妈，我的外婆的妈妈的妈妈，她们坐在我身边，不断对我说：吸气！推！吸气！推！
注释
[1] 䠋，音 [pe5]。 粤语语词。“行得䠋䠋吓”，形容蹒跚摇摆步态。
作者
洪梦霞，非虚构写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硕士，作品曾发表于《人间》《身边》等媒体平台。她关注历史缝隙中不被看见的生命，多年来持续为上个世纪遭遇麻风隔离的人群书写和发声。
艺术家
李典宇（Dinu Li）出生于香港，目前生活并工作于英国康沃尔。李典宇是一名跨领域艺术家，涉猎影像、摄影、集合装置（sculptural assemblage）和行为艺术等。他在创作中研究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在熟悉之物中寻找新意义，使隐藏之物得以可见。档案，作为项目的出发点，在李典宇的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李典宇采用研究导向的方法，强调挪用与重构，他的作品中常常以质疑档案与文献作为其创作模式的一部分。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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