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批判的姿态》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批判的姿势》（Gestes critiques，Klincksieck出版社，2024年）一书，呈现为一条导论性路径，旨在勾勒出批判的历史及其“姿态”的“天体式”制图。迪迪-于贝尔曼最终凭借此书构建了一部汇集了诸多批判策略与斗争工具的批判性纲要，这些策略和工具被表述为一系列贯穿我们文化的持续且多元的斗争，以及思想反抗统治和野蛮化（brutalisation） [1]的永不停息的斗争。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微妙却又革命性的姿态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存活并持续遗存，如同承载欲望与乌托邦的创造性容器，始终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并重新确证其对人类解放的吁求。

批判的彗星：批判性姿态诸特征

在第一部分，本书编纂了一部历史性文集，其中汇集了所有那些在我们的文化中留下持久“不服从”印记，并最终改变了哲学与思想史进程的“批判性姿态”与“批判式”表达。然而，迪迪-于贝尔曼此处的方法并非单纯历史或年代学的：本书旨在从概念和人类学的角来描述这些批判性姿态，因为它们均无法被简化为任意且连贯的“批判思想”史。并不存在“一种”批判：一定要说的话，批判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姿态和批判的独异体（singularities），正如迪迪-于贝尔曼所描绘的，它们以“彗星”的形式存在，分裂并扰乱了看似统一且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及其引领力量。这些批判旨在探索既定轨迹之外意想不到的新路径，对抗思想的同质性，遵循其自身的“逃逸线”（借用德勒兹的概念）。正基于此，所有批判性姿态在其经验性的“行动”或伦理价值（ethos）中共享一些根本特征。迪迪-于贝尔曼在其著作中试图勾勒这些特征，以将批判的实践和政治努力定义为一门“艰难的艺术”（difficult art）。

这门艺术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批判必须不断防范和规避所有对话语“野蛮化”的对称式风险；它通过警惕两种极端来实现这一点：一方面是对规范的盲从而墨守成规，另一方面是对规范的纯粹对抗性和党派式狂热。通过区分或“辨别”那些因自身权威而被视为同质、稳定且理所当然的事物，批判因此在共识的一致性中展现其异议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姿态是“微妙”的；它们要求批评者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或移位，并对批判对象投入高度的关注与关怀。批评家扰乱和动摇公众及自身（s'inquiéter）的使命——基于批评相对于被批评对象的内在且辩证的立场——直接源于其吁求一种不同的权威与自由的冲动，即一种植根于思想本身的权威和源自运用思想的自由，正如康德在著名的拉丁格言“sapere aude！”（‘敢于知’）中对启蒙精神的明确归结。

就此而言，亦如迪迪-于贝尔曼所指，批判本质上源于一种伦理必然性，源于一种将“欲望”部署的可行空间设定为乌托邦式想象力的“勇气”。从苏格拉底到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从斯宾诺莎到狄德罗、康德、马克思、瓦尔堡、本雅明和福柯，批判在整个历史中始终通过其非霸权的姿态，既质疑又解构权力凌驾于理性之上的压迫领域，同时不断检验理性本身的工具，从而维护了真理的脆弱本质及其对真理的微妙追求。

乌托邦，或构建星丛的艺术

米格尔·阿本索尔（Miguel Abensour）的乌托邦思想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核心，该部分对这位法国哲学家的生平与著作进行了全面致敬，并为迪迪-于贝尔曼试图提出的更广泛批判概念提供了范式。阿本索尔（1939-2017）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作为“政治批判”文集的创始人兼主编（先在Payot出版社，后在Klincksieck出版社），阿本索尔试图编织——或构建——历史中批判性思想与思想家“斜向”（oblique）起义的网络，用迪迪-于贝尔曼的比喻来说，即批判的“彗星”。

通过超越阿尔都塞以“认识论断裂”概念对马克思的根本性重读——该概念将早期“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后期“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阿本索尔邀请我们重思马克思著作能否“更新”而非“废除”乌托邦的意义与必要性。通过超越马克思本人并特别诉诸批判理论，阿本索尔将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进一步推向一场反对“统治”的“对角线”斗争：这一新的“人类学”和“多维”概念涵盖并超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在更广阔的社会和心理现实层面展开，涉及我们现实的多重维度，直至社会、文化和美学层面。正是这种斜向或横向[2]的批判轨迹，构成了阿本索尔所谓的“批判性想象力”，从而突显了哲学家希望赋予想象力以核心地位。据迪迪-于贝尔曼所言，我们在此可以窥探阿本索尔式路径与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无名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潜在交汇。最显著的交汇体现在“构建星丛”的“构型”（configurative）艺术中，即通过想象直觉将独异体（singularities）相互连接，构建超越“理性与想象之间经典对立”的复杂“可读性”图示。最后，在乌托邦思想的“持存”理念中，或如瓦尔堡所言，图像与神话在历史中迁移的“遗存”或“死后生命”（Nachleben），往往无需任何明显必要性或线性关联，揭示了科学与想象维度的历史共存，以及它们始终焕新的解放潜能。

乌托邦思想最终无法实现之特性，并不会削弱其梦想与渴望的力量，这种力量始终致力于一种新的开端，一种新的、解放的事物状态。这种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因此本质上是“无序的”——遵循该词的希腊语根源“an-àrchein”，即无“始基”（archè），也就是无原则、无主宰、没有任何将单方面统治强加于主体的一统原则。其核心议题在于这种欲望力量自发地反对“一”的统治——无论是暴君还是霍布斯式的利维坦——以及形而上学等级制度的统治，它主张多元性和解放性想象力，能够“接纳陌生者”并接受差异与他者性。

莫里斯·布朗肖的“无尽的谈话”（Infinite conversation）[3] 最终为这种持续对话之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类比：一种批判的无限任务，这种任务尤其在词语的复数本性中——特别是在所有承载其信息的书籍的文学体中——遗存并存活下来。书籍作为字面意义上人类欲望与想象力的载体与保存方式：列维纳斯称之为“书籍的乌托邦”。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迪迪-于贝尔曼的重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批判姿态的重复——来理解阿本索尔编辑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一种重新发现并“解放”所有那些隐秘传统的考古工作，那些静静划过人类天空的文学彗星，这是一种创造新思想星丛的乌托邦式活动，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唤醒其沉睡的先知潜能，以解放当下。

批判的“时间”——主题与旨趣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迪迪-于贝尔曼这本书的主要旨趣，恰恰在于批判的运作、伦理与历史构造（configuration）问题。批判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定位或体现在其作者的偶然性姿态中，而是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仿佛同时存在于历史之内及之外。历代思想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任何特定的事态或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必须被置于双重时间性之中：一方面，它存在于其发生的历史偶然性图景中——其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它存在于思想本身开放而无限的视域中。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维度及其时间性之间存在根本张力：一方面，作为文化遗产的思想与图像不断从过去浮现，在当下塑造或重申自身，如同文明中被压抑的无意识一样运作——阿比·瓦尔堡将其概念化为“激情程式”（Pathosformeln）或“情念程式”（pathos formula）；另一方面，是当下的一种等级结构，其规则、规范、制度和权力，以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决定了所有社会和文化交流的组织与分配——始终为权力本身服务。

因此，迪迪-于贝尔曼著作中浮现的批判性思想家或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根本人物或社会参与者，他们作为当下思想爆发及其时间开放性之催化剂的方式发挥作用。本质上讲，所有思想产物——从概念到艺术，无论是康德的“启蒙”（Aufklärung）概念，还是戈雅令人不安的版画系列《卡普里奇奥》（Los Caprichos）或《战争的灾难》（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都具现了文化非-时间的本质，超越了现实的时空界限。知识分子每次通过其独特的批判性姿态所进行的对过去的重新激活，并非仅仅意味着对当下既存权力的挑战或冒犯；它同样也为一种可能的未来铺平道路，即使它只是一个虚拟的未来。这正是文化的回溯力量及其主动的、乌托邦式的潜力：它不仅召唤过去，更不可避免地通过赋予当下新的视角、使其置于一种不可预见的开放性之中，从而改造当下，这种开放性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从不可能中产生的新的“可能性”。

在此意义上，迪迪-于贝尔曼的评估与瓦尔特·本雅明对历史（及艺术）的弥赛亚式观念产生共鸣——尽管我们或许会质疑，前者所设想的民主批判的“对话”或“微妙”方法，是否能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与后者所希冀的更激进的辩证图像理念相匹配，即通过一个无阶级社会来中断历史、筹谋革命良知和实践。[4] 在本雅明的著作中，过去——被理解为必须救赎的对象，是人类压迫、不公和斗争的根源——在被历史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作为“辩证图像”重新发掘时，就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在弥赛亚“可知当下”（now of knowability）中爆发性地实现其革命潜能，成为一个强烈而短暂性时刻，随即被投射到救赎的召唤与革命良知中。时间因此被视为一个开放的、辩证的空间，其特征是收缩、中断和回溯运动，这与任何空洞、同质的时间概念相左，比如康德或新康德学派线性和顺时的概念。

我们最终可能提出的问题或异议，关乎对这一无限而微妙的批评任务本身的定义。迪迪-于贝尔曼在其著作中通过众多思想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形象，雄辩地描绘了这一问题，最终在米格尔·阿本索尔的乌托邦式思考中达至顶峰：这种对批判性姿态的操作性和伦理性的定义——即它“看起来像什么”和“想要做什么”——难道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姿态本身的意义相矛盾吗？这种意义在于，它们能够在思想空间中制造断裂、间隔和间隙的能力，每次都能带来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民主的、乌托邦式的批判伦理模式——通过阿本索尔的思想得以展现，并以批判所依据的“伦理证据” [5]这一公理预设为基础——难道不存在再次沦为纯粹“理想”基底的风险吗？这种理想有可能将批判封闭在一个循环却又“空洞而同质”的空间里，即一个“无限任务”的空间里，在那里，曾经被援引的革命力量已经被安排在一个预先确定的公理秩序中。[6]虽然这种重复的必要性确实是所有批判性姿态的构成要素，它始终在与不断重复出现的权力和墨守成规的形式进行现实斗争，但我们可以同意迪迪-于贝尔曼的观点，它的反抗形式始终是不可预见的，且无法还原为共识的形式，即使这些共识是以一种更新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的。

正如哲学通过其概念创造，不断生产恒新的质疑与问题，它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与评价标准，自己革命的或民主的存在（“生成”）方式。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为了定义其批判性活动，“乌托邦”——借用阿本索尔的导师吉尔·德勒兹的话——或许“不是一个好概念，因为即使它与历史对立，它仍然指涉历史，并作为理想或动机嵌入其中。但‘生成’本身就是概念。它诞生于历史，又回归历史，但不属于历史。它本身没有开始或结束，只有中间。” [7]正如迪迪-于贝尔曼准确指出的，批判始终是争斗、抗争的重现与反复。然而，其姿态超越了历时维度：正如瓦尔堡的“激情程式”，它们与时间建立起复杂关系，作为无意识的层叠结构渗透并贯穿历史；作为纯粹的思想事件，它们在尼采意义上总是“不合时宜”，超脱历史，反对当下，并指向另一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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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历史学家乔治·莫塞（George Mosse）曾用“政治领域的野蛮化”（brutalisation du champ politique）一词来描述大战后欧洲社会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现象。参见《Gestes critiques》，第5页——译者注。

[2]“对角线”或“斜向”这一概念是迪迪-于贝尔曼方法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体现了他著作中重要的政治和伦理维度（想象不可想象之物）。前者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 L’Œil de l’histoire - Tome 3: Atlas ou le gai savoir inquiet. Minuit, 2011。后者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 Images malgré tout. Minuit, 2003. Georges didi-Huberman, Imaginer recommencer. Ce qui nous soulève, 2. Minuit, 2021——译者注。

[3]【法】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者注。

[4] 本雅明在《<论历史概念>注疏》（1940年）中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将无阶级社会视为弥赛亚式或革命性的历史颠覆点的立场，与“社会民主党人”在历史上将这种辩证的——因而是直接实用的——无阶级社会观念简化为纯粹的“理想”的立场之间的关键区别，这种简化是在民主的积极和“无限任务”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任务重申了“空洞而同质”的时间的不可阻挡性，并最终抑制了其所有的革命潜力。参见：Tagliacozzo, T. (2022). History, Redemption and Messianic Time in Walter Benjamin. «B@BELONLINE, 9 Nuova Serie 2022(1)», pp. 181-189.

[5] 阿本索尔认为，必须逆转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伦理-人类学原则，走向“人对人是人”的“伦理证据”，以此为基础，在一种更新、多元和“反叛”的民主意义上重建人际关系（参见《批判的姿态》（Gestes critiques），第333页及后续页）。

[6] 此处再次遵循本雅明对社会民主主义“进步派”或“改革派”在革命立场面前的批判，他在1940年的论文《论历史概念》以及相关的注疏中均有论述。

[7]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Collection 'Critiqu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91), p. 112. （中译参考：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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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亚历克斯·贝尼尼（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博洛尼亚大学）

译者

杨国柱（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