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与解放：试论两种思辨模式
- 殷艾雯
- 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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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5月31日
按语：本文为《歧路批评》“Speculation”系列文章之一。批评家玛丽娜·维什密特（Marina Vishmidt）（1976–2024）在其著作《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艺术与资本中的价值主体性形态》（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2018）中考察了艺术创作中的思辨与金融资本中的投机在生产模式上的趋同和呼应，并着重讨论了劳动在此种以 “speculation”（思辨–投机）为特征的生产模式中的位置与处境。本系列是对这一理论视角的回应，同时也是沿其提出的问题所展开的一种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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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还是留下？一场不自量力的赌博
2013年，我刚从桑德伯格学院毕业，获得了设计硕士学位。彼时，正值荷兰国际化招生风潮之初，我甚至是设计系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与如今国际毕业生就业饱和的状况不同的是，当时的荷兰就业市场对国际生的态度正处于好奇观望的阶段。作为每年按时出炉的毕业生中的一员，我所拥有的是一份颇受好评的毕业作品，一个来自小众精英学校的学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据闻质量优良的关系网络。但对于当时性格孤僻，对社会规则天真，既不懂荷兰语又没有真正可换现的人脉的我来说，zoekjaar签证[1]之后的“续命”之路是远远谈不上光明的。
同时，中国正处于后奥运时期，权力和平交接，正是经济与政治都令人翘首以待的时期。中荷两国文化经济交流频繁，大批荷兰设计师前往中国大展拳脚，并在他们回乡时大赞中国设计环境之灵活激进，并非荷兰国制度繁琐、保守拖沓可比。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在荷兰认识的从业人员，与我同期的国际毕业生，还是国内的亲人都觉得回国对我而言是更好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当时的我选择留下是一个不识时务、自讨苦吃的举动。苦无生计的我只能在打工与向家人借钱中勉强求存，每日在筋疲力尽与精神抑郁中分出神来做着无人问津的自发研究。不过，当时的我面对这样颇为难堪的局面时仍心怀希望，因我心里早有一番盘算。
出生于南境小城里普通工薪家庭的我，家境虽不贫困但也并不优越。父母需要卖房换汇才能供我到学费生活费相对低廉的荷兰留学。家中亲友并未与艺术设计行业有任何关系，而我在本科时的叛逆与孤僻也令我在北京未曾攒下任何可称为资源的人事关系。平心而论，当时的我在两地的职场基础都是一般薄弱。只是我心中笃信自己在研究生阶段发展出来的课题应在将来有一席之地，十分想要为自己的事业寻找一片生机。所以，当我两边筹码相似的状况下，可以帮助我提高“胜率”的，便是选择一个“好赌场”。
与任何一个意图投资的人一样，我看重的并不只是回报是否可观，同时还要看赛道的基础设施如何——即博弈的底线在哪里。在中荷两国的“生涯赌场”中，我的精神健康半斤八两，而普通中产家庭的财富自是在国内更加耐用一些。但在因为中荷两国产业形态的区别，以及给予女性职业生涯空间的不同，我在荷兰所拥有的微薄文化资本却有更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彼时，围绕着城市双年展展开的全球化艺术经济蓬勃发展，中荷两国都热衷于投资艺术相关的产业来发展旅游产业、宣传软实力，但其基础设施对创作者的友好程度却大相径庭。中国的创意产业虽然风生水起，但缺乏对非商业设计（与艺术）的支持系统和对创意劳动的经济认可，而且非经济层面的大环境依然充满不确定因素。相比之下，荷兰有着强大的艺术自主传统，完备的行业体系，并早早确定艺术设计为国家核心软实力且提供从国家到地区的资助系统。
就这样，依靠着某种直觉，和粗略对比中荷两地的同侪状况，我选定了我的赌场。只是未曾料这是一场漫长的赌博。五年过去，我在荷兰的生活丝毫未见好转，同期毕业的同学纷纷在业内站稳脚跟，而我依然在困顿的打工生活和逼仄的住所之间徘徊，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埋头研究，又未能突破恐惧去自我推销，我的研究材料铺满了工作室的案牍墙壁，却无人知晓。我疯狂地申请项目补助和公开征稿，一年发出上百份申请，依旧几无所获。
我那时才真正地体会到，强调艺术自主性的行业体系背后是高度依赖自由职业（即无长期合同的零工）的产业制度。往好处看，这有利于人们自主构建事业，但坏处则是几乎无人可以逃离不稳定的生活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Precarity”（不稳定性）成为了荷兰、乃至泛欧美文化产业近十年的高频词之一。尤记得某年驻村期满，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刻：是回荷兰，还是回中国？苦熬五余年的我不复当年天真的勇气，面对这样的选择题只感到疲惫痛苦。依然籍籍无名、也未有真正事业根基的我仿佛在进行一场绝望的赛跑：是世界先发现我的作品，还是我的精神肉体先崩溃而死？
全球幻境：一场艺术与资本的相会
回望这一段经历，我才发现我正是玛丽娜·维什密特（Marina Vishmidt）在《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艺术与资本中的价值主体性形态》（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中所写的千千万万“投机艺术家”们中的一个，将自身的时间、金钱，精力、身心健康都纷纷投注于那个一朝成名、身价暴涨的希望上。尽管我并未梦想成为一名明星艺术家或设计师，也从未在家人频繁劝慰回家考公的声音中动摇，但在各种学术大牛以繁复话术诉说着改变的不可能时，我总感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这些大师们无望的结论打开新的窗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觉受到一种感召，定要继续我追寻的脚步。朋友的不解、亲人的压力、生活的困顿都成为了必要的忍耐。我仿佛失去了作为人去生活的意愿，甘心成为理想主义的机器，绝情地逼迫自己不断苦熬。讽刺的是，我的选择与家人所推崇的苦读考公、朋友所建议的回国内卷的思路在某种层面高度一致——我们仿佛都在崇拜着中国最古老的投机主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Speculation”，根据语境既可翻译为“投机”，也可以翻译为“思辨”、“推测”，甚至可以理解为“琢磨”。不管如何翻译，这个词与一般的思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带有强烈的方向性、目标感、策略感、乃至博弈性质的思维活动。“投机”有目的，“思辨”有对象，“推测”有依据，“琢磨”要结果。作为一种思维逻辑，speculation的本质是一种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并与时间赌博的游戏。Speculation脱胎于传统资本主义中对未来导向的利润追求，围绕虚拟资产而展开，以激进的未来增值为目标，是一系列指导投资及生产的逻辑。从解析“金融衍生品”和“人力资源”这两组概念入手，维什密特指出speculation作为金融化经济市场中日渐主流的生产模式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大力发展非人力生产技术及新的分配技术来贬抑人类劳动，二是鼓励个体不断提升自己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即自我资产（asset）化。[2]由此，她指出资本主义中的金融行业的投资行为，艺术行业中对艺术品与艺术家的价值操作，以及艺术家对自我艺术生涯的投资和构建，三者之间共享同一套生产模式，即“speculation”——“思辨-投机”。
如果说“吃得苦中苦”是“投机主义”的基本心法，那么组成各种赛道、赌局的基础设施——基金、合约、市场规则、制度环境——则是为这一心法提供回报的保证。旅居荷兰的我，竭尽青春岁月学会了做一个合格的赌徒。在那段不断碰壁的执拗年月里，贫穷迫使我从研究的痴迷中抬头，转而试图理解我所身处的环境，并努力与之互动。我意识到，“好作品”仅仅是赌博的一环，理解自身卖点，找对赛道（哪些机会值得花心思投资），钻研牌技（如何更精炼地推销作品），读懂庄家心理（潜在金主都关心什么）等等，都是重要的。当我放下“等待伯乐”的执念，并学会观察倾听环境以后，环境似乎也开始愿意倾听我的声音。如此，补助申请逐渐有了回音，我也开始得到了一些长期的工作。我似劫后余生，只是久久不能相信我已安全，仍在目不暇接的申请机会中奔忙，生怕一朝返贫。
自八十年代末起，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蔓延全球，吸引各国建设经济特区，设立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并投注大量资源打造国际化都市。有高创新技能（往往伴随高教育程度）、高流动性、泛“世界公民”思维与生活方式等特征的创意阶层随之崛起。[3]20世纪末时，创意阶层往往是社会中的少数，他们的流动性与收入成正比，并在各国的政策优惠中占尽优势。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教育产业不断产出高教育程度人才，创意阶层的人口急速膨胀，内部也产生了更复杂的光谱。如今，手拿数个文凭、不断为工作迁徙却收入堪忧的青年人才是普遍现象，成为全球各国就业市场的隐痛。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说，21世纪的高等教育不再是阶级流动的通道，而是用于固化阶层的筛选器。通过一系列高投入低回报的机会——志愿工作、实习机会、人脉可能、曝光宣传——高等教育层层筛选出来的是一群经得起自我speculation的年轻人。[4]毫无疑问，艺术教育以及它所养育的艺术行业更是阶层筛选器的佼佼者。近二十年间，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一门全球化的服务生意，通过国际招生补贴本国日益削减的教育资源，同时将本国阶级固化的矛盾转移为本地劳工与（高技术）移民之间的矛盾。即便这些流动的高学历人才不再必然享有文化特权与光鲜亮丽的生活，但这一刻板形象却停留在普遍的大众印象当中，成为被全球化忘却的本土劳工的攻击对象。一边是不断自我剥削、追赶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创意阶层，另一边是自觉被全球化剥削、永无翻身之地的本地劳工。看似南辕北辙的他们，成为了这一套镜面装置两端的绝望演员。
对于艺术来说，劳动的“不值钱”是一种“神性”测试，考验着实践者对艺术的虔诚。对于资本而言，人类劳动的却是一种破费的麻烦，迫不及待地需要从流水线上消灭。用维什密特的话来讲，两者的相遇是一场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反）乌托邦结晶：资本化的艺术行业对人的主体性有着无限的需求。[5]但这种需求仅在主体性的表面，或者最好只有表面，以便于控制和复制。即所谓“自动化的主体”，乃至“无意识的主体”（automatic subject）。落到现实中，便是一个个忙于将流行标签贴满自己的简历和创作自述的毕业生、艺术家、策展人，甚至藏家、捐助人们。所有的个人经历、个人思考都被转制加工，成为个人品牌中的佐料。于是，创作艺术的主体们成为了艺术行业中的客体，不仅自身期望着无限增值的可能，而行业本身也孜孜不倦地制造并渴求新的客体。在这样的现实底下，从业者的艺术追求变成了创作一件又一件相似的作品（以巩固个人品牌），从一个讲座跳到另一个讲座，追逐一个又一个艺术周和双年展（以扩大人脉及提高网络效应）。他们自愿将主体性化作代币，力求无缝接入这个遍布全球的艺术经济，在各种研讨会与展览的跨专业、跨文化交流中实现个人代币的无限增值。
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全球扩招潮，MFA毕业生严苛的阶级测试，民族国家主导的当代文化资助体系，以及主体性代币化的潮流，在艺术界中相会。曾经誓言成为社会谏言者的艺术在数十年的全球狂欢之后，逐渐走向了如今身陷囹圄、十面埋伏的行业现状。而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也在恍惚中落入与考公人，打工人并无二致的境地：所谓人上人，不过是以血肉为赌注，力求成为最好的工具的过程。究竟而言，speculation依赖着一套自我完备的逻辑，将个体欲望、社会结构与未来猜想无缝连接起来，成为一套寄生个体生活，以人类灵肉为食的虚拟现实。
放逐还是解放？
这一虚拟现实在2020年被骤然打破：一场为期三年、直至2022年的瘟疫席卷全球，speculation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因此全数停摆。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到世界各国各洲，支撑起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社会制度在这场缓慢的摧枯拉朽之中暴露出了种种危机。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衡量人命，还是教育产业逆风涨价，抑或是随着病毒渗透国境时所显现的民族国家的偏见，都暴露出建立在这一切之上，或者说是塑造这一切的、制度文化的癫狂。
彼时的我已经在荷兰多个艺术院校中有过任教经验，亲眼目睹这些癫狂在艺术院校中引发的种种危机。其中，乱世所造成的价值观转移，则在疫情前后学生对教育态度的变化中尤为明显。如果说疫情前的学生在力争上游与生计焦虑之间奋力完成学业，那么身处后疫情时代的学生则普遍在存在主义危机中对教育产生了倦怠与质疑。学生时时质问我：既然这些理论无法在就业市场中得到应用，也无助于理解日渐荒谬的世界，那么学习批判理论的意义何在？确实，当艺术教育所产出的巨量人才已经难以被市场吸收，其教育的观念又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消耗着父母积蓄、千里迢迢来到异国求学却被困在小小的宿舍中辗转难眠的学子们如何能够说服自己这一切值得？这实在是一道悲痛的难题。不知何时开始，我开始向学生坦诚道：无论是教授批判理论还是创作技术都无法在越来越快的行业变局中保证他们的就业前景；作为过来人，作为教师，我唯一可以向他们保证的是一次有意义的自我探索之旅，从自反性开始看到与世界重新链接的可能。这是唯一可以在动荡时代存活下来的技术：不再寄希望于在全然可控的投机主义，而是获得不断解放自我的思辨能力（speculative capacity）。
颇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的坦诚反而让焦虑的学生平静下来，重获学习的热情。
人类学家、控制论学者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speculation是一种诱导（abduction），它并不是基于“共识”的推导（deduction），也不是归纳总结（induction）已有的经验，而是通过设置新的条件来产生新的经验、知识与想象。[6]学者卢西亚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则进一步总结道，speculation是一种抓取事物、情感、意识、概念、模型等之间尚未言明的关系，并摸索这些关系而发展出新的知识。[7]对于贝特森和帕里西来说，speculation依赖着尚未确立的关系框架（从生产的角度来讲，这种关系框架即可理解为“基础设施”）来刺激新的、未经完全“证实”的反馈，从而令人们以新的目光看待过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讲，speculation与艺术本就是一体两面。或者说，与speculation一样，艺术本身即是一场关于超越时间的赌博：无论是历史留名的野心、个人资本赌博，抑或是超越被当下现实所捆绑的想象，皆是一场博弈。问题在于，博弈的经历如何可以让此时此刻的我与他人得到真正的自我解放，而非自我放逐（即，放弃自身作为人的可能），则是值得考虑的事情。
在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speculation并非一种“单向度”（马尔库塞语）的增值想象，反而往往与批判理论、乌托邦想象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由另一种speculation所主导：由战争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理论批判、社会结构与构建，让人们想象并试图践行一个与过往社会机器完全不同的、更加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人我关系。这个过程当中，落入到个体生活中则是社会价值框架、个体的社会阶层、以及自我实现之间的价值链条松动，替代生活的想象渗入到这些缝隙当中去。通过广泛的跨文化、跨地域、跨阶层的各种链接与运动，20世纪中叶的全球左翼展现出最具想象力与行动力的面貌。然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向传播资本主义转向，左翼的思辨行动被大学体系收编，学者们的精力在争取博士头衔与终身教职之中消耗，并在越发激进的头脑风暴中获得满足，批判理论则不断地失去进入社会生活的动力。最后，当大学教育全球产业化并成为阶层固化器时，作为实践层面的speculation一边沦为“内容生产”，另一边则成为催促人们“内卷”的胡萝卜。曾经作为生产替代社会想象的工具就此变成了一种为新自由主义服务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在人们对建制化的批判理论以及负担得起此般批判思考的学者学生们产生抵触与厌恶的背景下，意指自我解放、社会变革的speculation若不是走向了极端的保守主义，便是“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的虚无主义。
这样的转向看似灰暗，但乌云背后的金线却可能是人们普遍对自身具体生活的回归。新冠疫情催生的对制度与基础设施的怀疑，蔓延到了对其“心法”的质疑：随着“躺平”运动对“内卷”文化的冲击，人们转而渴望疗愈和灵性成长。仿佛在绞肉机中幸存的破碎灵魂们，看穿了吃苦机器的虚无，尝试在内在世界中寻找真实。如果说维什密特所书写的“投机”是由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扶持出的生产模式，那么躺平运动化入生活常态的潮流则可视为另一种speculation的复兴：个体对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想象。[8]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政治右转也许是对“投机主义”的一次矫枉过正。面对极右翼对制度的恶意解构，speculation的主体们不得不正视惨淡的现实，同时在试图重新与周遭环境互动时看到自身的局限。尽管极右翼的采取的策略癫狂且让人幻灭，也并未能世界困局提供新的解法（“回到过去”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药方），但确实是对左翼以话语替代革命、轻视日常困境的当头棒喝，也打破了符号交换，自我增值与阶层固化之间的无限闭环。而细看“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的迷因，也可以看到人们在“我与物质”“我与人上人”之外试图探索“我与自我”的可能。如果说speculation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只能够不断生产出单一的增值想象，逃逸在这一设施以外的身体经验以及自我想象即便不总是明智的，却终归是属于人们自己的，也因此是更有能动性的、更具解放潜力的。毕竟，真正能够解放人们的，只有想要自我解放的人们。
在那混沌的三年中，我跟随不同的展览和项目辗转各地，总能在此起彼落的封控中幸运地躲过了最坏的环境。与此同时，我的“身价”在不同的文化市场中悄然增长，他人看待我的目光也变得更“多样化”。当语境转换，我成为他人眼中的“贵人”时，我并不总能“接住” 对方的投射与期待，反而感到惶恐不安。而面对我眼中的“贵人”时，我又在期待与防备当中生出五毒心来。当我进入了更复杂的世界，我的精神叙事依然停留在“无助的我”与 “拒绝我的世界”之间的斗争，看不到我与身周之人的关系已经长出别的可能。我既看不到多年的奋斗已为我攒下一些可供speculation的资本，也无法理解在他人眼中，我早非当年那个在逼仄住处中苦苦挣扎，等待贵人相助却总遭遇盘剥的可怜毕业生。如此，以为世界上只有弱小的自己与强大庄家的博弈的我，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屡屡遭遇当时无法理解的事件冲突和人际危机。曾经保护我的赌徒心智成为我走向更广大世界的障碍。我意识到若理论只能强化我在投机机器中的竞争能力，而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落地，令我摆脱“吃得苦中苦”的魔咒，我便永远无法走出那个由空虚、贪婪与恐惧交织而成的虚拟现实，从放逐走向解放。
随着世界重新开放，我也似乎从那漫长的噩梦中醒来，逐渐接受我的当下：原来我并非弱者，并非所有人都在伺机盘剥，我既不需要等待救赎也不需救赎他人。当我允许自己快乐，活在当下，我便能看见苦难叙事之外的我。我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必是绝对的敌友，而可以在更广阔的光谱中描绘全新的画面。我不再需要斤斤计较自己的付出，承担也只因为我欣然接受了自己选择的命运。当我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阐述改变以后，我对自己遇到的危机与冲击便有了更广阔的视角，我也习得了更自由的、与世界共舞的步法。最后，当我可以为身边的人展现出微小但具体的替代剧本时，我的生活也全然改变了。
注释
[1]Zoekjaar（荷兰语）签证是荷兰移民局专门为在荷兰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为期一年的“搜索”签证，用于寻找工作或下一个学业机会。每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申请一次zoekjaar签证。
[2]Marina Vishmidt, 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 (Brill, 2018), p. 33.
[3]参见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Basic Books, 2002).
[4]David Graeber, ‘Value as the Importance of Actions’, La Balsa De Piedra, no. 6 (Jan-Mar 2014), pp. 3-9. https://davidgraeber.org/articles/value-as-the-importance-of-actions/.
[5]Vishmidt, 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p. 35.
[6]Gregory Bateson,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Hampton Press, 1979).
[7] Luciana Parisi, ‘Speculation: a Method for the Unattainable’, in Celia Lury and Nina Wakeford, eds, Inventive Methods: The Happening of the Social (Routledge, 2012), pp. 232-244.
[8]在Covid-19之前，全球各地关于过劳文化的在地化反思已经开始。比如中国的内卷，韩国的“烤吐司族”，流行于英语国家的“burnout”等。疫情爆发以后，对过劳文化的反叛则成为了主流，比如中国的躺平运动，美国的quiet quitting，日本的悟世代，英语互联网的goblin mode等。
作者
殷艾雯是一位艺术工作者，设计师，教育者，机构顾问，以及跨学科项目开发者。她的工作围绕着科技即制度，制度即科技为核心理念展开，倡导基于关怀伦理的关系中心设计作为原子化社会的解药。
殷艾雯目前任教于埃因霍芬设计学院以及在荷兰视觉文化研究院任系主任。她于2024年获得了由Asymmetry基金会支持的博士奖学金，在金匠学院展开为期四年的研究。
感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对本文稿酬的支持。
感谢通过“赞助人计划”支持《歧路》的个人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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