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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亢嘉琪

1985届毕业生



本文经作者授权翻译自英文。原文《Class of 1985》首发于杂志《The White Review》,并获该杂志2022年度短篇小说奖。



晚春是杭州最美的时候,但这时空气也变得炙热、潮湿而粘腻。于是,突然之间,每天午休时去西湖边散步变成了一件糟糕到甚至令我亢奋的事,这和我为女友口交时的感觉很像。这两件同样耗时且乏味的事都让我的耳朵和脚趾缝变得汗湿,都带给我快感,因为它们都令我大脑放空,让我不再为尚未完成的毕业展作品发愁,让我只知自己口唇干涩、眼睛刺疼。这是一种我苦苦寻求的平静。


在那场雨开始的那天,一个星期一,我的同学小李找到了我,当时我正独自坐在西湖景区里离学校大门几百米的地上,看着湖水,抽着烟,想着做爱。小李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他开始不着边际地说一些学校里的事,中断了我愉快的出神。如果不是小李,我应该会留意到所有人后来都说这时颤过的一声雷响。

小李是油画系第二矮的学生,却比我高不少。他一来,我就拍落裤子上的灰尘站了起来,这样起码说话时我能与他面对面,而不是拧着脖子像狗似地仰头看他。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小李在我眼前挥舞起一张他明显一直攥在手里的照片。

“你看,”他说。于是我照做了。

照片中有一只蛋形物体静立于一张高桌子之上。这颗蛋撑满整个画面,它四周的空间仿佛都被卷向了它,以致桌面看起来都被它的重量压坏了。照片闻起来像刚刚被洗出来,而且一看就不是专业摄影师拍的:一只悬空的手指在照片一角留下了块模糊的印子。

我一言不发地等着,心里知道小李自会解释给我看这张照片的原因。

“如果我跟你说,这玩意是个巨型雕塑呢?”他狞笑着问。

我抬头看他,这张在过去四年天天见的泛红的脸我已经很熟悉了。他张开双臂,触到最远的距离,在我挑起眉毛时点了点头。

“唔,”我说。

“你知道雕塑系的周磊吧,”小李说。

他知道我认识周磊。不太熟,但大一的时候我和周磊都差点被开除,后来我们总被凑成一对。有一阵子,流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关于我们在男厕里会对彼此做的事的谣言。我们唯一一次真的说话,是有次我们在食堂碰上了,然后他一边笑,一边以一种过分显得自己被羞辱了的语气说:“你能想象得出来吗?”我告诉自己要原谅他。

“这是周磊的毕业作品,”小李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他故作神秘地一顿,说,“《生命的起源》!”

我一把抢过小李手中的照片,无视它廉价的光滑表面在我指腹下溜过的不适感。我再次端详这张照片,这一次我发现这只略微失焦的蛋的表面有几道裂缝划过。只看照片时,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脆弱的东西竟然是石头做的。

轮到小李等我说话了。他想知道我的评价,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但我比他有耐心。我把烟拿到嘴边再次点燃,将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投向远处朝东的方向,仿佛试图在昏暗的地平线上找到上海。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这只蛋妙极了,尽管是周磊做的。所有生命化为一个几何形状,温暖的创造物,简单而浓缩。它让我想起古斯塔夫·库尔贝画的一幅画,没记错的话也叫《生命的起源》,画的不是一只蛋,而是别的同样诱人的东西:分开的腿与微张的潮湿阴唇,泛着水光,柔软,粉嫩,诱人。

我只在杂志里见过这件作品,一张黑白的小图,比我手掌还小,和周磊那照片质量一样差。仅从那张小图里很难判断其中的阴部是不是湿的,软的,粉的,尤其因为那道裂口无端地消失在了一丛阴毛中,甚至——那到底是阴毛吗?它看起来比我或是我认识的任何人见过的阴毛都茂密。这幅画在我眼里是件好作品,而且正因为大部分人不承认它是艺术,所以它也许是那个历史时期最好的作品。它描绘了两个造物者——其一是一位旷世奇才,无疑是个男的,另一个则是一个普通的、被使用过的阴道,也许就是那天早上刚被用过,也许画成之后又在那张床垫上再次被使用了——然后它提问:谁能创造?谁给予生命,生命是什么,是凄惨的吗,是高贵的吗,我们必须死吗,我们可以超脱吗?如何做到?如果周磊是在引用库尔贝,那么足以证明他也一定是个好艺术家。

“我觉得这真的神了,”小李用引我说点什么的方式说。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还在等我的评价。“我说,”他接着说,“老师们会把他活撕了吧,而且他真的可能会被开除。这个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们给我们看过的好作品的案例。真不敢相信他已经做完他的毕业项目了。你说他接下来两个月里能做什么呢?”小李问。“但愿他能放个假吧。”

如果小李和周磊都这么喜欢这个作品,那我应该改改主意。它其实很可能又无聊又绕弯子,而不像库尔贝凭直觉选择了激进而简洁的画法描绘那双大腿,并在画面边缘突兀地切断它们,使它们看起来像我们在速写课画的贝尔维德雷残躯石膏。凌乱的床单被有意画出流动的质感;画面左上角被涂成空白的黑色,没有床,没有床垫,没有墙纸,没有环境或是空间感——只是时间里的一瞬。一百多年后,这幅画仍然重要到可以被在中国看到。周磊创造蛋的尝试令人钦佩,但除非他可以让老师信服,否则他们只会在毕业展后用块布把它盖起来,从此不见天日。

“好吧,”小李最终看了看表,说,“画室见。”


“嗯?”我说,接着他的轮廓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我看了看我自己的表,发现我还有十分钟午休时间可以观湖,于是我试着不去想那只蛋,将它搁置一旁了。

此时,地平线上并没有乌云,也毫无骤雨将至的迹象。我来这里是为了做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看”。我看着沉重的太阳,看着稍微有点脏、有点像锅汤的碧绿湖水,想象沾水的感觉。我看着湖岸这端三五成群的园丁沉默地往花床里栽花,试图让西湖看起来更像古代杭州繁荣昌盛时的样子。他们的身体有节律地移动,好似西湖的柔浪。他们拱起的脊背像库尔贝的《采石工人》。我能从这边闻到他们的体味,那种做体力活的人特有的汗味:酸酸的,微微让人上瘾。我意识到自己在猜测这些园丁是不是本地人,如果是的话,他们会更喜欢自己小时候西湖的样子,还是它此时正被变成的样子。

我的大多数美院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都对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其中一些在表述时需要小心,因为赞美如今被认为是严重左倾错误的那十年是不受人待见的。关于那十年里我的同龄人和童年玩伴的动向,我只知道一点儿。他们在什么街道上漫步,上了哪些山,下了哪些乡,在村庄里遇到了什么,又在回到杭州时重新发现了什么?西湖在彼时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不是杭州人,所以我只知道西湖今时今日的样子,知道它漫无边际,备受喜爱,总是呼唤着人们继续修缮它。站在河岸的任意点,我都无法将西湖全貌尽收眼中,它就像一个山水卷轴,太长,一眼看不到尽头。你得选择卷轴的一个部分打开,剩下的部分被藏着,等着属于它们的一瞥。

几个月前,西湖修缮工程还没正式开始,两个带袖章、拿着写字板的同志拦下了正在午休散步的我,想找我参与一个有关西湖名景的调查。他们告诉我,在政府完成这个区域的修建后,这里会成为一个吸引全国乃至海外的游客的旅游胜地。“作为一个外地人,你最喜欢西湖的什么地方?”我感到一阵羞耻,想到自己在杭州住了三年,竟然依旧透着股外地人味儿,就算我知道西湖周围景点的名字,这时候也紧张得说不上来了。“西湖确实怡人,”我说。“确实,”那几个调查员攥紧了手里的铅笔应道,“但你最喜欢它哪里?”最后我用自己仅剩的脑细胞想出了一个名字,告诉他们我喜欢断桥。就是那个著名的有白蛇女妖的传说里那对恋人相会的地方。

“那一个啊?”调查员指着远处一座桥问。那长长的桥是用白色的石料建成的,只在湖中央微微拱起,就像小臂上一个蚊子包。桥的中点有一个像窗户的圆洞。它并没有断开。

“对,”我困惑地回答,因为我此前并不知道传说里的断桥在现实世界里真的存在。恰巧,就是在那座桥上,在去年的一个无人的深夜,我第一次吻了我女友。

那晚放学后,我和她碰面时告诉了她问卷调查的事,当我讲到我关于断桥的新发现,她哼了一声。

“我还以为你当时是故意的呢,”她说。“我觉得那样完全合理。我以为你脑海里有一整个浪漫桥段。”

“什么样的?”我问。

“你觉得你是那个无辜的人间男子,而我是那个白蛇妖精,要来引诱你,但你因为心肠好,义无反顾地爱我。所以你等了那么久才行动。你选了断桥,因为你爱符号。”

我爱符号吗?我思忖着。如果她说是的话,那一定就是了。

她接着说,“但事实上,我觉得你是白蛇,我是青蛇。”

“但她们是姐妹,”我说。

我女友笑了,“很性感吧?”

“不,”我说。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你是青蛇?”

她把手指穿过我的头发,捏紧了拳头,往外拉啊拉,直到我向她让步,让她听到我发出的呻吟。她拿头撞我,抵着我的额头,停在了那儿。“因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女友说,“不管你去哪里,我永远会跟着你。”

那是彼时:风还凛冽着,学生个个几乎一模一样,穿着从美院商店低价买来的毛呢外套,毕业展还遥远抽象得像个梦。周磊的蛋还躺在不知道哪里的采石场,等着被切割、售卖、凿刻。如今,毕业作品截止日期越逼越近,我和女友几乎没空见面,而且我们手指上总沾着污渍,我的是油画颜料,她的是墨汁。我告诉她我不介意在她画画时去她画室陪她,她却说我盯着她看会让她不自在。我在想,那些园丁是不是也讨厌我盯着他们看,他们会不会在我午休结束、在美院大门里消失时松一口气。

如果城里人能从我的举止看出我与他们不同,美院里也一样。一些学生和我一样来自杭州周围的郊县,甚至有一两个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但大二的时候,我的男同学们公布了一张表,里面给美院所有女生排名并配上了一种花,然后他们把我排在最后一名,配的是一根草。他们说是因为我看起来总是病怏怏的,让他们觉得瘆人。他们问我只喜欢女生是不是因为男人都觉得我恶心。我大笑,因为我只能笑,也因为他们说的很好笑。

也许我就是瘆人,特别是我观察人的时候,因为有人说过我会瞪大眼睛。但我是个勤奋的学生,我观察时是在吸收四周的事物,这样我之后就可以把它们画出来。美院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沉浸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比现实更真实的艺术。作为社会主义艺术家,我们的职责就是让现实充盈我们,如此才能画出表现我国光辉经济发展的优秀画作,才能让这些画栩栩如生,抓住观众的眼球,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活力。这就是大写的现实主义。老师告诉我们,库尔贝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一个不幸没能像我们一样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毅然决然投身于真实生活的社会主义信仰者。他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直到他的皮肤开始与世界的表面融为一体。这些体验——而非学院——教会了他绘画,而学院教的技巧则完善了他的精神。

但库尔贝那幅叫什么《生命的起源》的画绝不可能出现在课堂上的幻灯片里。我只能在那些介绍西方艺术史的画刊里翻到这幅画——那些曾经不能提及的阶级敌人艺术家如今不再是禁忌。这幅画一开始只是一个夹在书脊里的小方块,周围挤着一些浪漫的、画了日落时田野里的农夫的画和那副我熟悉的伤感的横幅葬礼画。多有艺术感啊,库尔贝让那些疲惫而苍白的脸从僵硬的黑色丧服里浮现的画功。我当时正凑近了看那只狗,心想,谁会带动物去葬礼呢?就在那时,另一张令人羞耻的图片捕住了我的视线,我立刻“砰”地把杂志合上了。我担心纸的声音太大,看了看我周围那些埋着的头。我的舌头在嘴里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我的心跳在我脖子里和手指间响个不停。我感到一种要把我撕裂的欲望在我体内召唤着那幅画,我必须再看一眼,尽管它那么小,那么模糊。我不敢相信这么露骨的东西能被印刷出来。但它竟然一路过关进入了美院的图书馆,在那天来到了我的面前,并因此成为一个有可能被认真端详、微妙品味并辩证地用以激发灵感的物品。


库尔贝理解现实,就像我们也被教导要理解真正的生活,要描绘推动世界的劳动阶级群众、穿着工装裤拿着锤子的采石工人、跪在地上用竹编的筛子筛选麦子的女孩;要描绘生命的所有部分,包括当它结束时,丑陋的人群参加葬礼,与它开始时——从一个又紧又能用的的阴道开始。我也许不是班上的尖子生,但我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我不能让周磊用他的蛋赢过我。

暴雨以一声划过天空的惊雷宣布它的降临,我应声抬头,看着不经意间天上敷满的浓稠乌云,看着园丁开始收拾他们的工具。正如所有在杭州的人之后会讲述的那样,雨在那声雷后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下起来了。雨把我的头发浸透了,水一股一股从我的脸上流下,子弹一样的雨滴从湖面上猛地弹起,以至于湖上升腾起了白雾。我坐的地面立刻就变得泥泞。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学校,用拳头抵着脸挡住眼睛。因此,在它们灰飞烟灭之前,我没能最后一次驻足欣赏那些园丁辛苦了许久种下的花。

*


传说大概是这样的:

曾经有一个男孩救了一条濒死的白蛇。千年后,白蛇修炼成不死之身,找到了那个男孩的转世。他的名字叫许仙。那条蛇变身成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在杭州西湖的断桥上与他相遇。那天下着雨。他把雨伞借给她。他们坠入爱河,成亲,开药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白蛇的妹妹青蛇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姑娘,前来与他们同住。他们很幸福。一天,许仙独自去了一个寺庙,庙中僧人感应到他身上的邪气,怀疑他被妖怪缠身。僧人为许仙熬制了一碗保健的药汤,许仙将药给了妻子,却不知道人的补药是妖的毒药。白蛇饮毕想向丈夫道谢,从嘴里发出的却是干枯的嘶嘶声。她的皮肤被逐渐隆起的肌肉撑开、撕裂,她的头发开始大把掉落,她的眼睛变成黄色。很快,她就完全变回了原型,一条巨大的白色蟒蛇。她庞大的身躯挤破了窗户,压死了许仙。又或许他是被惊吓致死。不管怎样,白蛇甚至没来得及埋葬她的丈夫,就去找那个使阴招的僧人对峙。他们大战一番,最终白蛇被击败。僧人把她囚禁于一座塔下,她或许永远地被禁锢在那里,又或者她被妹妹所救,或者她被她与许仙之子所救。那僧人或许与白蛇有私仇,又或许他想摧毁那间为有需要的人救急治病、抢走寺庙香火的药铺;又或者他只是不知道白蛇并非邪恶的妖。或许白蛇是邪恶的。她也许想吃许仙的肉。青蛇也许嫉妒。她也许爱上了许仙,或者爱上了她的姐姐,或者爱上了那僧人,暗中与他勾结。这故事在不同家庭、不同村庄、不同地域的版本里,唯一的共通点是那场看似命中注定、实则早有预谋的断桥相遇;石阶,雨,湖畔茶铺传来的热茶和炭火的味道,油纸伞在手间传递时相触的皮肤,一只手温热,一只手冰冷。视线相接,接着是嘴唇、牙齿、屁股紧紧相贴,发硬的乳头,湿透的阴道。

我女朋友是对的:如果要我从这个故事里选我俩对应的角色,我会说自己是在故事高潮前就消失的单纯而无用的许仙,而她是独当一面、法力无边的白蛇。她发现了我的某个闪光点,尽管我平庸而她熟练且圆滑。我们在一起之前,她曾与一个上海的钢铁厂工人订婚,他们是少年时在内蒙古下乡时认识的。她告诉我,那时候她已经和所有学生谈过恋爱了,最终选了他,是因为他很阴柔。在内蒙古,他们学会了骑马、牧羊,这两样我女朋友都很擅长,离开时她很伤心,需要经人劝说才参加高考,又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被劝说复考。在学校里,很容易辨识谁的年龄大到曾经投身过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些人到现在还表现得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或者也许那只是男孩们的通病,我永远不会理解,因为我直到上大学都从来不需要和那么多男孩住在一起,而我的女朋友就像他们中的一员:一个男孩。她说话像男的、吃饭像男的、操我最爽的时候也像一个男孩在操他的女友,四根手指在里面,而我的前额抵在地板上。当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候,他绝不是在说她。她完全可以独自顶住整个天,她只是懒得罢了。她可以是白蛇,运筹帷幄,也可以是僧人,最后的赢家,甚至可以是许仙,从一开始就有营救自己手指那么细的生物的善心——但我常常想起她安排自己当小青这件事。当我回想这个传说时,我常常忘了那个妹妹也在里面。她在背景里游荡,甚至没有清晰的意志,没有欲望。白蛇手里是有她什么把柄,才能将她留在身边?

如果她们真的是亲生姐妹而非义结金兰,如果她们真的来自同一个母亲的身体,那她们必然曾是许多蛇蛋中的两个,一起以松软潮湿的土壤为摇篮,听着彼此令人安心的同步心跳,一种大声、重复的声音,无法停止也难以忍受。她们那时候凭心跳就知道她们会是兄弟姐妹中最亲近的两个吗?当她们孵化时,她们是在同一瞬间破壳而出,目光相接的吗?她们有没有帮助彼此挣脱?她们一定是主动选择了彼此,在那一天,和那之后的每一天,就算姐姐差点死了,就算姐姐爱上了一个凡人。

大一的课上,老师告诉我们,每个艺术作品都需要一个故事。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超写实主义画作的复制品,画中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老人,他夹了一支铅笔在耳后,布满皱纹的手捧着一个木碗,画中的光线泛着黄。就像小李用手比划那只蛋的大小,老师用手臂示意这幅画有多么巨大。老师说:“这画叫《父亲》。”老师说:“它背后的故事是这位老者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求知若渴的我,十八岁,梳着麻花辫,在笔记里记下了那句话来证明我足够在乎、我值得在这所学校求学:他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我写下,那支铅笔说明他识字,百年以前的农民是不可能的识字的;我写下,尽管他眼下穷困潦倒,但生活已经开始好转,并且会越来越好。那年夏天我们集体去了黄河流域采风,画了很多大片被炙热烤干的土地的素描,尝试着平衡活力与寂静。我们也为当地人画了很多肖像,试图让他们的眼睛看起来空洞却明亮,让他们的身体僵硬却坚毅。我们身处文明的摇篮中。那次采风的速写册如今依然在我画室里的某处,被夹在两片我自己缝在一起的硬纸板中间。里头许多页都因为我擦橡皮太用力而皱起来了,还有许多页因为被太多层石墨盖住,显得我画的像是矿工——黑色的粉尘随着他们每一步从他们的身体和衣服上掉落,背囊里全是工具,靴子上敷着厚厚的泥——而不是在第一次尝试后失败又再次尝试再次失败地捕捉到的一个胸前背着她的弟弟妹妹或是她自己孩子的年轻女孩踏着旧帆布鞋走过村里的广场。

有些和我同班的男孩之前去过类似的地区,别的则没去过;我记不起来我有没有过了。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更加刺痛我的皮肤,闻起来也气味更强,空气让我的胸腔发冷,而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切的陌生,或相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记忆在我体内复苏发芽。在那次旅途中,我最擅长的事——观察——没能为我带来任何收获;我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尘土。我们回去后要以那次的体验为基础作画,而我却只想一幅接一幅地从不同角度画灰尘:打旋的灰尘,结块的灰尘,被弄湿的灰尘,空气中的灰尘,指甲缝里的灰尘。 我最终画出来的东西勉强让我度过了大一,但我后来已经对某种黄色和棕色感到反胃,重新在静物写生中寻找庇护,至少静物里每个元素都是一个我可以画在纸上的独立的物体。而不是苍茫和陌生的。我再也没去过别的地方采风。

去年学校的电影社团放映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个梳着麻花辫、穿着红布衫的姑娘在40年代住在那样的又干又黄的土坡间。那是解放前。她遇到了一个在各地采集民歌的八路军战士,他说服了她为他唱歌。电影的最后,她走入了水中,镜头切向黄河滚滚的波涛,强调着河水有多么浑浊与昏暗,多么无情。


讲了什么故事?老师们总是问。他们对《父亲》这样问,对我们采风时的创作这样问,对那部电影《黄土地》也这样问。你讲了什么故事?

紧接着:这个故事是不是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现状?它是否有误导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大四这年,也就是今年,接管我们的老师要和蔼很多。他们负责管理我们的毕业项目。他们说我们可以多画几幅画,而不是只能画一幅;而且我们可以自己写作品陈述,在毕业展上挂在我们的作品旁边。他们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用画记录真实,而我们所见所感皆为真实,就算我们画自己的脚趾甲,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他们问我们,你们的故事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更糟糕。我什么也没有;我出生了,然后我现在到这里了。我一整年都努力画出毕业展的画,但每当稍微接近完成时,我都立刻把画涂抹废掉。和蔼的、年轻的老师们教我们什么是新一代现实主义,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什么也没有。周磊已经几乎完成了他要展出的主作品,而我什么也没有。

*


那天下午初降的暴风雨极猛烈,后街小巷都被淹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听说电力被切断了,一棵倒下的树挡住了一条主干道;课被取消了。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我看见许多被从不知道何处冲出来的物品漂过校园,纸张,教科书,偶尔还有正面朝下像尸体一样倒浮着的画布。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很响,淹没了我和室友任何尝试交流的努力,于是我们各自看书,在天刚刚黑的时候就去睡觉了。

当雨怎么都不停的时候,学校复课了,我回到画室发现一处漏水已经毁掉了一整册我在星期一粗心留在地上的速写本。那些我在听说了周磊的蛋之后,在隔天午休时画的潦草的钢笔速写都是关于阴道的,都是从记忆里打捞起来的阴唇的特写,而现在它们被裹在粗壮的、绳子似的形状里,那些形状像吞食自己的尾巴的蛇那样自己缠着自己。我把速写全部一股脑儿扔到角落里,就在那些我憎恨的黄河速写旁边。

那天晚上,我趟着水去了我女朋友的公寓,然后在她给我们做点简便的晚餐时躺在她的床垫上。像我今年老是做的那样,我讲着我的画,讲自己什么也没有。

“红烧肉,”我女朋友终于说,一边递给我一大碗汤面。她拿着自己的那碗坐在了床垫上,从壁橱里拿出她冬天用的毯子,搭在了我俩身上。

我们就这样坐在彼此身边吃面,背抵着墙,身体的侧面相触,肩膀对着肩膀,髋挨着髋,膝盖碰着膝盖,小脚趾触到小脚趾。我女朋友通常非常冷静,有的时候甚至看起来高高在上,但她总会在吃汤面时发出世上最肆无忌惮的吸食声和呻吟;她说是她家里教她那样吃的,孩子们必须这样向母亲证明他们很享受她做的食物,不然她就会把自己关在棚子里,发出压抑着的悲伤哭号。我女朋友吃东西的时候是不紧不慢的,她闭着眼,品尝异域食材一般地品尝每一口只用酱油和醋调味的食物。最后,当碗里只剩汤和一些葱花,她就把碗举到嘴边,把所有东西两口吞掉。吃完之后,她用手背抹掉满嘴的油,把手抹到我的脸上。我没反抗,那么做只会让她变本加厉。

我由着她洗了我的碗,然后我们把碗放在床垫旁边的地上,躺下,在没整理的床单上翻滚着,感受液体冲刷胃壁。她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我身上,让我无法动弹。她的头发落进我的嘴里;她把手伸进我的短裙里,发现我已经湿了。“闭嘴,”我呜咽着说。我控制不住,我总是等待着她,她看不出来吗?她用力地拿手指操我,我求她用她的鸡巴,于是她把它从抽屉里拿了出来,分开我的两腿,让我自己抱住,然后慢慢地滑进我的身体,因为她知道我最讨厌这样。当我们在这个体位时,她喜欢摸我的胸,拧我的乳头,对我说我的胸部又大又肥,说她有朝一日想操它们。她思维连贯,而我能呜咽出口的只是求求你、求求你。在她开始猛烈撞进我的身体时,我只感到松了一口气,她胯部每发出的一次“啪”声都在床垫上把我的整个身体推远。我感到自己被拉长,填满,一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直到我唯一的念头变成了为什么雨还不停,以及,如果她可以,她会每天把精液注进我的身体直到让我怀孕。然后我的小腹会因她变浑圆丰满。你想要那样?她问,我这才意识到我刚刚把想的全部大声说出来了。你想怀我的孩子?

高潮时,我哭了出来。她把我翻了个身,一直操到我高潮结束。

做完之后,她用双臂环住我,我的背靠着她的胸膛,我的头发在她脸庞,然后她在我脖子上和脸上印下比我所熟悉的更柔情的吻。她的呼吸闻起来有蒜味。我知道我也是。万籁俱寂,我突然说,“我如果做场行为呢?”

“什么意思?”我女朋友问,轻轻地描画着我的掌纹。她已经快睡着了。

我耸耸肩,我的肩膀抵着她的肩膀。我想象我推着一架子盖住的画布,保证我会在开幕的晚上揭晓它们。然后,当所有美院教职员工、本地官员、甚至不远万里坐慢车前来看孩子们的成果的家长们都注视着我的时候,我会一把拉开遮盖着的布,向他们展示那些完全空白的画布。一片虚无。或是石膏。或是被一层白颜料遮挡了。

或者我就画画,画非常好的画,但我最后在所有人看到画之前当着他们的面把画烧了。

或者我画我自己。或者我把自己烧了。不会有什么比这更现实主义了。

*


我再睁眼时,房间已经黑了,而雨下得更响了。我的女朋友早就睡着了,她已经把身体转开,于是我轻易就悄悄从她的怀抱里溜走。我本想等她醒来后吸引她的注意力,但夜晚寂静中总有什么让我感觉不对的地方。我能在手指和头皮感觉到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

深吸气,数一,二,三,四,深吐气,数五,六,七,八。


尽管我的身体在发痛,我还是站了起来。我没开灯,穿上衣服,裹了几层我女朋友的衣服,那件在来这里的路上穿的衣服还湿着,我也穿上了。离开之前,我在路灯微弱的光线里环视这间熟悉的房间。我女朋友的书、速写和干了的毛笔散落在她的桌上。她的身体在蜷缩起来的时候看起来那么脆弱,她的眉毛不再像平时那样紧锁。

通常,我女朋友的公寓楼挤满了其他学生和他们的争吵、摔门和收音机的声音,但现在,这里空无一人:楼下的庭院里没人,街上也没人,所有餐厅都关门了,只有偶尔一两辆车敢开上打滑的马路。我不知道几点了,但水已经退去,只漫到我的脚踝。没有危险,只是不适。所以我走了起来。

城市的空旷比想象中更令我震惊。我猜想着这也许就是古时候的样子,在杭州变成南宋短命的都城之前,在它还是一个诗人、画家和喜欢在西湖边赏柳的人聚居的闲适小城时,在那时的夜里,杭州人会回到自家大院的园林,一边吃着红烧肉,一边喝着酒高谈阔论,除了去为主人打酒的仆人,外面不会有一个人。主人们是士大夫阶层的文人兼官吏,他们有仆从和大笔饷银,有钱力和闲情雅致琢磨如何创新雅好和技法。


在他们大一的预备班课上,我女朋友和她的同学学了怎么临摹北宋宫廷画家郭熙的画。她们的教学大纲里塞满了用寥寥几笔就扭转了历史的水墨画鼻祖。我只听我女朋友说过郭熙;他认为最上乘的艺术不能只照搬现实,而需要被注入艺术家的才华。我们油画画家没什么要从郭熙那里学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他从不描绘身边人的生活,也从不展现他的国家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他只画山水,无边无际的一丛丛树木从摇摇欲坠的悬崖边上长出来,被雪覆盖的山坡,还有瀑布。郭熙会怎么画被一阵强风席卷着跨过城市的暴风雨呢?他会不会画塌陷的屋顶和被连根拔起的树,还有在雾中几乎看不见的一个丑陋孤独的女孩,一边掉眼泪,一边朝西湖湖畔走去,直到发现湖水已经溢出来了。

断桥已然变成一座孤岛,它连接两岸的部分已经被水淹没。它让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胸膛上下起伏,声音破碎不堪,我觉得在这大雨里哭很荒谬,仿佛暴雨把我的身体变成了眼泪,而我将要化作一滩水,只留下我的衣服在湖中漂流。我向前一步,发现我已经趟进了泛着涟漪的湖水。我本应感到害怕,但我的双臂和双脚冷到几乎重新暖了起来,我意识到我欣然接受了皮肤表面的一种颤动,只因它好过纯粹的痛苦。

我其实从没打算要走进水里过。我只是想把手伸进我们出生的湖中——万年前的一个夏末的夜晚,一颗颗蛋被下在这湖的浅滩上,我们从里面被孵出来——直到我的手指起了皱褶。那些皱褶会提醒我,我应该蜕皮,然后在泥泞中,在安静的波涛下,在温暖的黑暗里爬回家,爬回生命开始的地方。


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被真正地启发,什么叫刺穿生活的表皮,从留下的创口吮吸它的汁水,把所有汁液泼在一件最终极的艺术品上。周磊有他的蛋,而我会画出一件属于我的杰作,它将会如此伟岸,甚至没人能把它运进展厅里。

我听见我女朋友大喊着我的名字,转过身,我发现她站在我的身后,拿着一把没用的、皱皱巴巴的雨伞。她从没看起来这么迷茫过。这让她看起来更美了。

“白蛇,”我倒抽一口气。我几乎无法从我的身体里挤出任何言语,我已经感觉不到我冻僵的身体,它不再是我的,而是一件用废铜烂铁做成的死物,我每走一步,它都将我压下一寸。“我现在明白了,”我触到她、抓住她的冰冷却柔软而鲜活的手臂时立刻对她说。

她说, 你在说什么啊?

我努力尽量冷静清晰地讲,我不能吓到她,因为我可以在她眼中和嘴唇的线条中看到防备 。从来就没有什么许仙,从来就没有什么男人。我说。只有你和我,对吗?

我不停地说着:我就是青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记得过去。我在遇到你之前从未存在过。

我女朋友用手捧着我的脸,瞪着我,脸上带着奇异的表情。她张开嘴试图说什么,却又闭上了嘴。


你是我姐姐吗?

她的脸湿透了,但她从内向外发着光。她看起来像工笔画里有着精致的脸部线条的侍女,不似凡人。


我们回家吧。

我明白了。


 

作者

亢嘉琪(Jiaqi Kang),牛津大学美术史专业在读博士生。嘉琪于2016年创办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的《Sine Theta》美术和文学杂志并担任主编。嘉琪于2022年获《The White Review》杂志短篇小说奖,并在2023成为Lambda Literary Fellow。嘉琪来自瑞士日内瓦,现常驻英国牛津。


翻译 黄梓耘

翻译编辑 聂小依、刘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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