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的时候我回到伦敦，借住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同学伟田家，这间位于Canada Water的屋子是伟田的住所，是像我这样时不时往返伦敦的朋友偶然会借宿的地方，也是《歧路批评》的半个“编辑部”。住在这里的伟田和搭档小黄构成了《歧路批评》团队的三分之二，而另一位主编是也刚在英国完成博士学业的小依。我从恍惚的时差中醒来的第一个早晨，便听到伟田和小黄在讨论最近一位作者的文章，以及要给怎样的反馈。
“反馈”是一个在艺术写作中熟悉又陌生的词，它好像让作者和编辑之间的水系——不论是汇流还是分歧——变得可见。从外部来看，水的流向和速度或许被认为比水系如何形成更为重要。或许因为《歧路批评》仍然不是一个全速转动的刊物，或者姑且可以说是“准刊物”，三位编辑仍然有着许多时间去花在给作者的反馈中，去雕刻这些水道。这种“不全速”也在于，《歧路》是每位编辑的“局部”生活——伟田还在继续博士研究，小黄在求职，在上海的小依则有着另一份艺术刊物工作。在讨论完一篇文章后，小黄离开了屋子，去附近参加一个面试，而伟田回到了书桌前。一个有着许多年轻专业读者的刊物，以“局部”的方式，被远在两地的三个人编织着，这并不是能被容易想象的一种存在状态。在最近的一次跨年，《歧路》开了一次线上的公开编辑会，也发布了2023年度文章合集的PDF文件以供读者下载，和全职状态的媒体和刊物比起来，文章的总数非常少，但读下来却会不时能感受到不同写作者的关切和困惑——有些文字触到的话题很大和很贴近热点的讨论（如《评大英博物馆“晚清百态”特展》），也有些读下来令人觉得绵延而有着重力感，如沈军的《如果你来蝴蝶岛》，竟能在对一场演出的描摹之间，仿佛把读者带去了那个凝结着作者私人记忆的香港，和“三年未过境”的未解情感。《歧路》的文章并非都“正确”，甚至有些读起来觉得尚待熟虑，也很难说《歧路》上的文字有某种明确的类型，更不用提“我睡着时写的”这样一个强调去学术化，和以感受和情绪为中心的艺术写作栏目。
所以这条并非“高速公路”的《歧路》关注的是什么？模模糊糊地，我捕捉到《歧路》希望一些关注“之外”的写作能从这里透出，但“之外”似乎并不是一种二元划分的结果——并非“主流之外”、“主要机构之外”抑或“主要人物之外”如此简单，那么这种“之外”感究竟从何而来？前一阵子，我在小红书上帮《歧路》转发了他们招募年轻写作者的文章，瞬时许多收藏，亦有人私信说到竟然今天还有艺术媒体愿意让年轻人投稿。或许某种意义上说，《歧路》的“之外”感不完全来自于它的选题和文字，也来自于它自身的存在状态——它像一条隐秘的小径，会主动对一些尚未进入注意力区间的人和事打开：尚未有机会在主流媒体和刊物发表的写作，因为种种原因不被关注到的实践，甚至那些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写作”的人们。
有一天我回到住处，伟田很兴奋地跟我说他开始设计《歧路》的Logo，这个进行中的版本是一组简笔图案，三个随机形状被分布在一个环上，我开玩笑说，你，小黄和小依是不是每人可以认领一个形状，还可以随机更新。继而又问，那你们现在的Logo和整体视觉是谁设计的呢？（天，这是一个多么“职业化”的问题）答曰：我们自己用PPT做的。这好像是一种《歧路》特有的气质：三位编辑在自己生活的间隙，牵引着这条不断分叉的路，学习着寻找grant，自己做平面设计，不时开发出一些新鲜栏目，或捕捉到一些素未平生的作者——我问道是否有些文章收进来时不那么“成熟”，伟田说，或许“愿意写作”本身是宝贵的，而编辑（他说是“第一读者”）能做的，是用时间和精力给到反馈。《歧路》固然是生活的“局部”，但却是液态而非块状的，在我客宿《歧路》编辑部的这些日子里，总会听到伟田时不时提起——当看完一个展览，当读到一篇可能有关的文章，当吃饭喝茶放空，仿佛日常生活里的任何瞬间，都有可能将他连通会这条看似存在感并不那么强的朦胧小径。《歧路》似乎到目前为止都不太可以被经营，却完全可以被“共处”（live with）。
之所以写下这些有关《歧路》的感受，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我自己过去一年往返伦敦和北京所积攒下来的“悬置”感，和两处场域及日常气息之间的不拟合感。但当我住进Canada Water的这个“编辑部”，不知为何那些原本想说的，似乎更宏大的话题（用一个词来说，或许是“Chineseness”；用一句话来说，则是如何在两地之间，两种艺术系统之间，两种生活方式之间自处。）被化解在了这间小屋宁静的空气里。这并非说那宏大之物得到了答案，而是我开始接受那种不透明性，意识到在大路浮现之前，歧路亦多在。
写至此，发现这篇写作大抵适合出现在《歧路批评》的“我睡着时写的”栏目。
作者
龙星如，一位睡着时正在准备PhD upgrade的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