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老式公共厕所的记忆来自初中以前。周末在职工大学里上数学补习班，每层楼共用几个有隔间却锁不上门的厕所。隔间的墙壁上是圆珠笔写画的各式黄色图文，爱情宣言，开锁广告。我走进去，既好奇又觉得不堪入目，忍不住要看，看了又立刻头皮发麻地往外逃。
《刺纸》把我带回职工大学布满黄色小广告的厕所里。在这些隐蔽的角落，关上门，人们在这里排便，发呆，给下一位使用者写几句低俗的玩笑，冲水（多数不冲），然后扬长而去。《刺纸》悬挂在公厕里，旁边墙上配着花里胡哨的涂鸦，附带投稿箱和两支笔，向如厕人提供一个匿名创作的法外之地：你尽情不冲厕所，尽情涂画色情内容，出门谁也不认识谁。即便是在过斑马线都被人脸识别的今天，天网也暂时不能伸进厕所的隔间。读者一边大号，一边拿来《刺纸》翻看，抓笔来画个裸女——匿名的低俗淫秽、反叛、创作和传播由此展开。
比起街头的涂鸦，属于公厕的图文是更加隐秘的游击。作为一个公共性和私密性并存的空间，公厕保护并传播一切不雅不堪叛经离道的秘密，所谓下流的在这里悄悄地取代所谓文明的。从大街来到厕所，被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声音得以自由生长。
像所有的劣质小杂志那样，《刺纸》邀请读者来随便翻翻看看写写（是否有人撕几页来擦擦呢）。如厕者进入与它的双向关系，一方面以它的内容作为消遣，度过无所事事的排便时光，一方面自由涂改、投稿，甚至可以通过用手撕来改变其形状和页数。《刺纸》从而由一本读物变为了一个鼓励人们随意触摸、改变的物品。
同时，想想木刻版画和复印传单在各地的起义历史中对主流媒体的反叛——《刺纸》通过家用打印机和木刻版画制作的图文似乎也在参与一场夺回发声权利与信息传播渠道的斗争。在网络空间承诺的民主逐渐坍塌的今天，《刺纸》粗制滥造的书页试图在公厕的匿名空间里游击，争取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自主权。
《刺纸》是一本那么恶俗的厕所读物，它故意粗制滥造的书页、故意艳俗的广告、故意猥琐的宣传词（“办公室八卦……情场得意……变态……屙个屎投个稿”）褪去文字和出版物几乎与生俱来的崇高权威，更挫伤了社会对“讲文明懂礼貌”的幻想。在脏兮兮的公厕里，《刺纸》向一些读者提供一个偷偷享受恶俗趣味，偷偷淫笑的机会。而对于另一些对文明社会太过信以为真的高雅读者来说，它也许是一个未开化的、不应该出现在现代都市的刺眼脏污。不过他们真的没有一边唾弃着，一边暗中翻看?
让人挺遗憾的是，在第二期被投诉之后，《刺纸》就不再以公共厕所为投放点，转而通过网络进行展示和销售。它去年还参展了一场好正式好正式的艺术展览，还得了个奖。编辑团队在采访中提到，《刺纸》脱离厕所空间的局限后，试图接触更多的人。但去艺术展的读者和去公厕蹲坑的读者有没有区别呢？登堂入室地参加展览和挂在厕所里任人翻看又有如何不同？离开公厕的《刺纸》还能刺痛谁？
最后再讲一个公厕和艺术的故事。1968年，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艺术家Roberto Plate在一场展览搭了两间厕所，女的左边男的右边。前来观展的人们被邀请进去用笔在隔间墙壁上涂鸦。随着人们涂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淫秽，当地警方前来查封展馆。周旋之后，警方承认Plate的厕所本身没有触犯什么法律条例，有问题的是那些观众留下的涂鸦。艺术家说服警方保留那两间公厕，但同意他们封锁了公厕入口，不再允许观众进入其中。警方派来两位警员每天在门口驻守。于是来参观的群众面对这样荒谬的一幕：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动不动地镇守着两间涂满了下流话的公共厕所。展览闭幕后，为了表示对警方干涉艺术自由的抗议，参展的艺术家们把作品集中到展馆门口开开心心一把火烧了。
我觉得还是把《刺纸》放到公厕那些看不见的隔间里去吧？和那些不堪入目的黄色图文、求子广告一起。
延伸
《刺纸》| 一本厕所必备读物，微信公众号“夹山改梁艺术小组”，2019年12月。
暗文化，恶趣味，花式表达：公厕中的独立出版，微信公众号“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0年8月。
作者：黄梓耘，《歧路批评》编辑。她画画养花，玩玩路边的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