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
收到Frieze面试邮件的时候，我正忘情地玩着手机。一个群发的邮件，告诉我们面试官叫T。到了约定的那天，我点开会议软件的紫色小图标，特地梳了头发，为遮住背后挂满湿袜子的晾衣架，把背景虚成一团白雾。
等T走进我的屏幕。
T来了，一个闪耀的短发的「她」，身后有一件木质的壁挂书架，书脊随意地倾倒，和她严肃的五官形成和谐的不对称。她有深蓝的眼睛，细密的唇纹，金色头发紧贴头皮，像一顶稳稳的马海毛帽子。
「为什么申请这个工作？」是她的第一个问题。（我申请的职位是雕塑保安，其实更想去媒体部，但又怕写英文太难。）第一个策略是实诚，但我故作谦态：「在做一个关于伦敦艺术世界的调研，所以想参与Frieze这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市集」——她对此毫无反应。见状，我开始巧言变奏，试图用狡猾的立场打动她，把嘴咧到一个夸张的程度：「公共雕塑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接触到大众，为来看艺术的普通人服务。」最后，为了证明自己体力合格，我努了最后一把劲，「以前做过几次展览的保安，室外站十几个小时没问题的。」说完干笑了一声。
面试只进行了五分钟，结果是没通过。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牙花露得太多了。
过了大半个月，一个周日，又收到T的邮件，原来Frieze紧急增加了新冠检查的岗位，问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两天。当然愿意了，为了11.5镑的时薪，还有一张免费的门票。就这样，一个周二的早晨，我坐着大巴穿过晨雾，在贝克街下车，从切斯特路走进了摄政公园，拿到我的工作牌。上面写着B。
几乎是由衷地、也是自然地，在那一刻我产生了角色感，谁是A，谁是C。
草坪那里，我看见了真正的雕塑保安。两个穿着荧光背心的深肤大个子，松鼠也不敢靠近，远远地看着那座名叫「量子转移」的雕塑，仿佛被宇宙射线击中了一般，变成另一件雕塑。我在瞬间理解了，保安的功能是威慑，让游客不要攀爬（其实草坪上的牌子都已经写好了），面试里的花什在此毫无作用。站着也是辛苦的差事，天气好的话还可以做一点伸展，如果下雨的话，是不能打伞的。
日光从云层间微微析出，晨露受到重力的指引，在雕塑表面拖下一缕缕色泽更深的印痕。摄政公园还是暗得发灰。最显眼的是一座座白色帐篷，大小不一却紧密相连，它们密集地聚拢，而不是按照横纵排列。大帐篷的两页屋顶分得很开，外立面是白色的、正方形的钢材板，一块一块地拼在一起，坚固美观。这些带屋顶的集装箱几乎一个窗子也没有，我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瞥见艺术市集的模样，只有轰隆隆的发电机、抽气机、抽水机在工作。那些机器身上的管道伸近了帐篷里，为艺术帐篷供暖、排污。
一个顶着一大头银白色卷发的高个子女人走了过来，她的脸全部埋在头发里，看不出神情。她冷冷地看了一眼我的工牌，问我银行怎么走（后来才知道是德意志银行），我说我也刚来，要不问问那边那个穿荧光背心的人吧——我们走了过去，问他，他也不知道。
他的工牌上写着C。
女人终于把脸伸了出来，有些气恼，也许是对着黑人说，也许是对着我说：「开什么玩笑？今天是VIP日，你知道我过来多辛苦么？你（们）居然不能帮我，这个银行的入口很重要，和Frieze的普通通道不是一回事。」
我这位B和那位C对视了一下，撇撇嘴，无能为力 。她气冲冲地打了个电话，把我们甩在身后，向帐篷的主入口走去。
C是一个建筑工人，负责照看帐篷外面的施工情况，包括移动厕所。
千手
我的任务很简单，向来访者要求出示新冠病毒测试的阴性结果，或者两针疫苗的证明，然后给他们戴上手环。一上午，我摸了几百只手，套住几百只手腕，有毛茸茸的，有滑溜溜的，有的细得惊人，也有根本戴不上手环的，有割伤的，也有人不想被触摸，有人喜欢勒得紧紧的，还有人特意要求把手环戴在他的首饰后面，尤其是手表，大多数的手散发着香味。重复的香味。
执行了数百次的触摸，很快就饿了。终于到了休息时间，可以带着一张红色的小票去领午饭，这种小票我很熟悉，小时候去公共浴室洗澡就是这样的纸票，老家把这种票叫「扉子」。我猜有门扉的意思，在门口上缴的东西。这会儿和同事还不熟悉，所以大家都是一个人行动。到了一个小帐篷餐厅，看到里面有热菜和薯条
，我的肚子叫了起来，于是拿出我的「扉子」，打饭的人转身到后厨拿出一个纸袋，是我的午餐。
我是B，所以只能吃B级的午餐。
一个三明治，一袋薯片，一块巧克力，还有一听无糖可乐。除了三明治，其他都没得选，当然也可以不要。三明治并不是那么回事，一根面包切成两半，里夹着一片冷芝士，如果吃素的话就加一点西红柿，如果吃肉的话就夹一片薄薄的午餐肉。也不错，我心里想。
吃完了，去C看管的那片移动厕所。他还没吃饭。我打开一间厕所的塑料门，一股酸啤酒味扑面而来，关上门——关不上门。
下午时间过得很快，就和几个同事聊了起来，她们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因为买不起Frieze的门票所以来打工，有人觉得在这里工作会让简历好看一点。爱玛说，你能认出今天来的名人吗？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卡卡飘过来吐槽：其实让我们查新冠，有什么用呢，来Frieze的人都是good people，打疫苗的就是good people。她卷卷的毛发也跟着在头上讽刺地跳跃，然后偏过头来低声惊叹，看见了吗，那个人的粉色外套太好看了！
第一天，我没有时间进去，人太多了，没法离岗。卡卡说的也对，但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真的只是充当一个临时的门扉，把一部分人过滤出去吗？我们真的要挡住没有打疫苗、没有做核酸检测的人？我们是信使，盖通行邮戳的人，这是我们至上的权力——就像《城堡》里的巴纳巴斯。那么Frieze是一座难以接近的城堡吗？
秋意
真正的落差，不是A可以进会场里面上厕所，而B和C只能用移动厕所，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进去的，只是没有时间。
阔道上的落叶，一层一层被清洁车卷起，发出不情愿的声音，戴着耳机的跑步者在和清洁车赛跑，我的视觉不再连贯，听觉也活跃起来，鼻腔里都是在夜间唱歌的小虫子的味道，多么好的清晨，艺术家不也这样看世界吗。如果我们能使用一样的知觉，在同一个清晨感受到秋意的暗示，那么我们与艺术的距离为什么不能是相等的呢？
夜晚走出摄政公园，路过皇家音乐学院的排练室，教室的灯很亮，所以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也听不见外面——黑漆漆的大地还有我。我与他们之间的隔断是半透明的，如果视觉只是标记，那么我对他们而言就是空无。房间里，一个人在拉琴，我向前走了走，在相邻的另一个房间，一个人对着薄墙弹琴，再往前一间，是一个人在练唱，他们互相看不见彼此，我却看见了他们，而距离本身是看不到的。
落差，应该怎么翻译成西文呢？「落」、「差」二字并不是同义的词素，而是一动一静，一因一果，组成了一个名词性质的词汇——不断衰老的差距，不可控的坠落。谁都不愿面对落差，想从混沌走向清楚、澄明，但走不到。落差是一座瀑布，面对落差的人是在瀑布冲进水潭的地方游泳。
女孩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票已经卖完了，一个女孩没有打疫苗，没有做测试，她甚至不知道Frieze是什么。她想进去买一本画册，但必须先经过我这关。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去买这样的东西，可能会很贵，她说，她很喜欢画。我说，你很喜欢画画？不，她说，我很喜欢画。
只是画，而不是画画，就让她喜欢，她只要画册，真心地要支持她喜欢的画。我莫名激动起来，冒撞地说，我帮你进去买！说完又有些后悔，领导发现我离岗了怎么办，我的钱够吗。但她需要我，一个傻姑娘，我还是要帮她。于是，我脱下荧光背心，交给她，混进帐篷，不再是一个巴纳巴斯，一个盖邮戳的，变成一个有使命的人。
像一个消防员，飙满了肾上腺素，我冲进澡堂一样的热气里。散点一样的人群在看艺术品、看价目册，走来走去，他们的眼睛忙得很，不仅要看艺术品，还眺望着彼此的鞋包。我只知道，我是一个脱了荧光背心的B，有一个地方我要去，就是一个卖画册的展厅——我不仅要快点找到它，还要在轮休时间赶回去，不然我的领导，一个拿着A牌的人，就会看着我，那个目光让我害怕。
在帐篷之间的一个空间，找到了，很多人夹在里面，包围住艺术家。在人缝里我看见了她——一个穿绿色裙子的仙子。人们手中的香槟晃来晃去，我还是钻进去了，找到了书堆。一本很厚，薄荷绿的底色，幸好还有一大摞。要赶紧走了。
我问，多少钱，绿裙仙子笑笑说，不知道。她的脸很好看，但我已经记不起那些好看的容貌，毕竟在帐篷里这样的脸太多了，我只想知道这本画册多少钱。一个黑衣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拿着一本黑色的活页夹：一本63镑，你的卡号是多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充值公交费的储蓄卡，那张卡，在香槟色的灯光下，有点像一张披萨店的名片，她友好地接过去，抄写了账号密码。
好了？好了。
我夹着书就往外冲，以最快的步速，略过一间间画廊，浮尘一样的词在耳边划过，「超现实主义」，「复兴」，「发你邮箱」，「35000」。
可是，那个女孩，还在外面等我吗？她会不会等不及走了？钱怎么办？
…
她还在，提着我的背心。那个心机深重小市民松了口气，不再附体了。我把画册交给她，崭新地，也郑重地相信，书里有世上最好的图画，每一页都是她爱的，让她好奇的——因为我也从未翻开。
作者：白磷，在做关于伦敦华人艺术家的人类学研究，对人好奇，对写作犯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