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磷

弗里兹的外面

ABC


收到Frieze面试邮件的时候,我正忘情地玩着手机。一个群发的邮件,告诉我们面试官叫T。到了约定的那天,我点开会议软件的紫色小图标,特地梳了头发,为遮住背后挂满湿袜子的晾衣架,把背景虚成一团白雾。


等T走进我的屏幕。


T来了,一个闪耀的短发的「她」,身后有一件木质的壁挂书架,书脊随意地倾倒,和她严肃的五官形成和谐的不对称。她有深蓝的眼睛,细密的唇纹,金色头发紧贴头皮,像一顶稳稳的马海毛帽子。


「为什么申请这个工作?」是她的第一个问题。(我申请的职位是雕塑保安,其实更想去媒体部,但又怕写英文太难。)第一个策略是实诚,但我故作谦态:「在做一个关于伦敦艺术世界的调研,所以想参与Frieze这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市集」——她对此毫无反应。见状,我开始巧言变奏,试图用狡猾的立场打动她,把嘴咧到一个夸张的程度:「公共雕塑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接触到大众,为来看艺术的普通人服务。」最后,为了证明自己体力合格,我努了最后一把劲,「以前做过几次展览的保安,室外站十几个小时没问题的。」说完干笑了一声。


面试只进行了五分钟,结果是没通过。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牙花露得太多了。


过了大半个月,一个周日,又收到T的邮件,原来Frieze紧急增加了新冠检查的岗位,问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两天。当然愿意了,为了11.5镑的时薪,还有一张免费的门票。就这样,一个周二的早晨,我坐着大巴穿过晨雾,在贝克街下车,从切斯特路走进了摄政公园,拿到我的工作牌。上面写着B。


几乎是由衷地、也是自然地,在那一刻我产生了角色感,谁是A,谁是C。


草坪那里,我看见了真正的雕塑保安。两个穿着荧光背心的深肤大个子,松鼠也不敢靠近,远远地看着那座名叫「量子转移」的雕塑,仿佛被宇宙射线击中了一般,变成另一件雕塑。我在瞬间理解了,保安的功能是威慑,让游客不要攀爬(其实草坪上的牌子都已经写好了),面试里的花什在此毫无作用。站着也是辛苦的差事,天气好的话还可以做一点伸展,如果下雨的话,是不能打伞的。


日光从云层间微微析出,晨露受到重力的指引,在雕塑表面拖下一缕缕色泽更深的印痕。摄政公园还是暗得发灰。最显眼的是一座座白色帐篷,大小不一却紧密相连,它们密集地聚拢,而不是按照横纵排列。大帐篷的两页屋顶分得很开,外立面是白色的、正方形的钢材板,一块一块地拼在一起,坚固美观。这些带屋顶的集装箱几乎一个窗子也没有,我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瞥见艺术市集的模样,只有轰隆隆的发电机、抽气机、抽水机在工作。那些机器身上的管道伸近了帐篷里,为艺术帐篷供暖、排污。


一个顶着一大头银白色卷发的高个子女人走了过来,她的脸全部埋在头发里,看不出神情。她冷冷地看了一眼我的工牌,问我银行怎么走(后来才知道是德意志银行),我说我也刚来,要不问问那边那个穿荧光背心的人吧——我们走了过去,问他,他也不知道。


他的工牌上写着C。


女人终于把脸伸了出来,有些气恼,也许是对着黑人说,也许是对着我说:「开什么玩笑?今天是VIP日,你知道我过来多辛苦么?你(们)居然不能帮我,这个银行的入口很重要,和Frieze的普通通道不是一回事。」


我这位B和那位C对视了一下,撇撇嘴,无能为力 。她气冲冲地打了个电话,把我们甩在身后,向帐篷的主入口走去。


C是一个建筑工人,负责照看帐篷外面的施工情况,包括移动厕所。



千手


我的任务很简单,向来访者要求出示新冠病毒测试的阴性结果,或者两针疫苗的证明,然后给他们戴上手环。一上午,我摸了几百只手,套住几百只手腕,有毛茸茸的,有滑溜溜的,有的细得惊人,也有根本戴不上手环的,有割伤的,也有人不想被触摸,有人喜欢勒得紧紧的,还有人特意要求把手环戴在他的首饰后面,尤其是手表,大多数的手散发着香味。重复的香味。


执行了数百次的触摸,很快就饿了。终于到了休息时间,可以带着一张红色的小票去领午饭,这种小票我很熟悉,小时候去公共浴室洗澡就是这样的纸票,老家把这种票叫「扉子」。我猜有门扉的意思,在门口上缴的东西。这会儿和同事还不熟悉,所以大家都是一个人行动。到了一个小帐篷餐厅,看到里面有热菜和薯条


,我的肚子叫了起来,于是拿出我的「扉子」,打饭的人转身到后厨拿出一个纸袋,是我的午餐。


我是B,所以只能吃B级的午餐。

一个三明治,一袋薯片,一块巧克力,还有一听无糖可乐。除了三明治,其他都没得选,当然也可以不要。三明治并不是那么回事,一根面包切成两半,里夹着一片冷芝士,如果吃素的话就加一点西红柿,如果吃肉的话就夹一片薄薄的午餐肉。也不错,我心里想。


吃完了,去C看管的那片移动厕所。他还没吃饭。我打开一间厕所的塑料门,一股酸啤酒味扑面而来,关上门——关不上门。


下午时间过得很快,就和几个同事聊了起来,她们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因为买不起Frieze的门票所以来打工,有人觉得在这里工作会让简历好看一点。爱玛说,你能认出今天来的名人吗?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卡卡飘过来吐槽:其实让我们查新冠,有什么用呢,来Frieze的人都是good people,打疫苗的就是good people。她卷卷的毛发也跟着在头上讽刺地跳跃,然后偏过头来低声惊叹,看见了吗,那个人的粉色外套太好看了!


第一天,我没有时间进去,人太多了,没法离岗。卡卡说的也对,但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真的只是充当一个临时的门扉,把一部分人过滤出去吗?我们真的要挡住没有打疫苗、没有做核酸检测的人?我们是信使,盖通行邮戳的人,这是我们至上的权力——就像《城堡》里的巴纳巴斯。那么Frieze是一座难以接近的城堡吗?



秋意


真正的落差,不是A可以进会场里面上厕所,而B和C只能用移动厕所,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进去的,只是没有时间。


阔道上的落叶,一层一层被清洁车卷起,发出不情愿的声音,戴着耳机的跑步者在和清洁车赛跑,我的视觉不再连贯,听觉也活跃起来,鼻腔里都是在夜间唱歌的小虫子的味道,多么好的清晨,艺术家不也这样看世界吗。如果我们能使用一样的知觉,在同一个清晨感受到秋意的暗示,那么我们与艺术的距离为什么不能是相等的呢?


夜晚走出摄政公园,路过皇家音乐学院的排练室,教室的灯很亮,所以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也听不见外面——黑漆漆的大地还有我。我与他们之间的隔断是半透明的,如果视觉只是标记,那么我对他们而言就是空无。房间里,一个人在拉琴,我向前走了走,在相邻的另一个房间,一个人对着薄墙弹琴,再往前一间,是一个人在练唱,他们互相看不见彼此,我却看见了他们,而距离本身是看不到的。


落差,应该怎么翻译成西文呢?「落」、「差」二字并不是同义的词素,而是一动一静,一因一果,组成了一个名词性质的词汇——不断衰老的差距,不可控的坠落。谁都不愿面对落差,想从混沌走向清楚、澄明,但走不到。落差是一座瀑布,面对落差的人是在瀑布冲进水潭的地方游泳。



女孩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票已经卖完了,一个女孩没有打疫苗,没有做测试,她甚至不知道Frieze是什么。她想进去买一本画册,但必须先经过我这关。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去买这样的东西,可能会很贵,她说,她很喜欢画。我说,你很喜欢画画?不,她说,我很喜欢画。


只是画,而不是画画,就让她喜欢,她只要画册,真心地要支持她喜欢的画。我莫名激动起来,冒撞地说,我帮你进去买!说完又有些后悔,领导发现我离岗了怎么办,我的钱够吗。但她需要我,一个傻姑娘,我还是要帮她。于是,我脱下荧光背心,交给她,混进帐篷,不再是一个巴纳巴斯,一个盖邮戳的,变成一个有使命的人。


像一个消防员,飙满了肾上腺素,我冲进澡堂一样的热气里。散点一样的人群在看艺术品、看价目册,走来走去,他们的眼睛忙得很,不仅要看艺术品,还眺望着彼此的鞋包。我只知道,我是一个脱了荧光背心的B,有一个地方我要去,就是一个卖画册的展厅——我不仅要快点找到它,还要在轮休时间赶回去,不然我的领导,一个拿着A牌的人,就会看着我,那个目光让我害怕。


在帐篷之间的一个空间,找到了,很多人夹在里面,包围住艺术家。在人缝里我看见了她——一个穿绿色裙子的仙子。人们手中的香槟晃来晃去,我还是钻进去了,找到了书堆。一本很厚,薄荷绿的底色,幸好还有一大摞。要赶紧走了。


我问,多少钱,绿裙仙子笑笑说,不知道。她的脸很好看,但我已经记不起那些好看的容貌,毕竟在帐篷里这样的脸太多了,我只想知道这本画册多少钱。一个黑衣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拿着一本黑色的活页夹:一本63镑,你的卡号是多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充值公交费的储蓄卡,那张卡,在香槟色的灯光下,有点像一张披萨店的名片,她友好地接过去,抄写了账号密码。


好了?好了。


我夹着书就往外冲,以最快的步速,略过一间间画廊,浮尘一样的词在耳边划过,「超现实主义」,「复兴」,「发你邮箱」,「35000」。


可是,那个女孩,还在外面等我吗?她会不会等不及走了?钱怎么办?




她还在,提着我的背心。那个心机深重小市民松了口气,不再附体了。我把画册交给她,崭新地,也郑重地相信,书里有世上最好的图画,每一页都是她爱的,让她好奇的——因为我也从未翻开。




作者:白磷,在做关于伦敦华人艺术家的人类学研究,对人好奇,对写作犯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