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是人类的生物特征及其精神性的承载物。通过观察器官的形态可粗略推测个体的脾气秉性，饮食喜好和生长居住的环境。而在人类社会的特殊时期——例如集体性伤痛发生的前、中、后期——集体性的情感走向也可在人类器官的形态变化上窥见端倪。在《痛苦的躯壳: 世界的建构与毁灭》（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一书里，伊萊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写道，伤痛摧毁语言，当个体重新走向“前语言”的阶段时，伤痛又催生了新语言的出现，使个体再次能够把现实发生译为可识别和可沟通的符码。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器官的变化和参与尤为重要，它使得新语言与过去使用的沟通方式不再一致，它或抽象或形象，或由直觉主导或由视觉主导；而述说着该语言的个体，其显意识层的信息记录功能，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在集体性伤痛发生时已失灵和失职，其器官的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异，并在新语言诞生之时，爆发出其尘封多年的，被沉重的集体伤痛感压抑住的巨大能量。
正如先锋艺术通常诞生于战争、集体信仰的崩塌或集体性伤痛的发生之后一样，新语言颠覆了风和日丽之时人类使用的符码，以全新的姿态在往后若干年吸引着追随者和信徒。我认为，这一新语言不论以何种面貌呈现，都具有一定的美感和艺术性，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它是由一种激烈且浓重的情绪、伤痛发生后的麻木之感以及由变异器官贡献出的爆裂能量混合而成，这一复杂的凝结体本身已有着引人注目的美感，并散发着能唤起观者心中无限迷思的光晕。
对人类器官、集体性伤痛和新语言之间隐晦关系的思考，或是基于当下发生的集体性事件和集体无意识的观察，亦或是带有身体现象学的痕迹，即，将身体和人体器官视为所处情境和集体能量的重要组成，以及知觉场的一部分，而非孤立存在于世的生物体。这一发生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线性关系，存在于非线性的界域，或可简要概括为：集体伤痛摧毁了旧语言，而器官形态的变异参与了新语言的再生，并通过艺术化的符码再次与已平息了的集体性伤痛交织在一起。如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罗斯科和阿道夫·戈特利布所说，新的艺术语言受强力驱动，它有时是自然界和人类世界野蛮和暴力之现象的转化物，有时随恐惧之情感的浮现而诞生，它是生命体无休止循环着的不安与焦虑的结晶。
1994年至1998年间，中国当代艺术家王广义的作品《护照》、《Visa》和《病毒携带者》已体现出创作者擅长从隐性的集体无意识和显性的社会议题的交界点切入的创作思路。他将微观的意象抛给观者，如《Visa》中形态各异的标记着出生地等信息的犬类动物，和《护照》中重复出现的拳头及蕴含着多重隐喻的荒诞形象，均是艺术家用来拉开不可明说的公共话语之帘的引绳。《通俗人类学研究》是王广义在2017和2018年间创作的作品，其中三组作品之一的《种族、暴力与美学》先于另外两组作品完成（《无知之幕》和《种族分析》），因此，或许可以将其认为是《通俗人类学研究》创作动机和灵感来源的展现。而《种族、暴力与美学》中引用的研究犹太血统和种族政治的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艾特书里的插图，也将我们对艺术家创作动机的猜测及思考，引到了人类因为基因的差异和种族的偏见而进行的集体大屠杀这一历史议题上。在作品中出现的“Golden Ratio: 0.618:1” (黄金比例：0.618:1）字样、测量工具和不同人种的图片，暗示着颅相学在二战时期和纳粹党统治时期的运用。作品用放置在长方形蓝底图片中各族人名称的双语介绍、带有数码科技感的网格形状和看起来不含有任何艺术感的、以正侧面仿Ｘ光底片的双视图形式呈现的颅骨图片，阐释了一种超越经验主义美学的艺术表达。其中，创作者以“种族，暴力，美学”三个严肃词汇的并列，试图赋予作品以宏大的命题及形而上的内涵。但在这种虽隐晦却也非常直接的表达里，创作者的思考似乎超出了人种学的研究范畴，一跃到了上帝的观看视角上，仿佛隐约触碰到了神性之光环。王广义在采访中曾说，《通俗人类学研究》是艺术和伪科学的结合，作品只是借用了带有科学感的形式。我认为在这场荒诞的虚晃仪式中，艺术家赋予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一个新的子命题，即“通俗人类学”。此处的“通俗”是指将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世界里，并催生了真实的集体事件——如将精密度极高的测量仪变为屠宰场里最原始粗旷的霍霍的磨刀，这些事件反之也让科学研究法终结于俗世。
此般艺术创作的动机，使我将王广义的作品与马克·罗斯科的作品《Untitled c.》联系起来。绘于1946-1947年的这幅作品给观者制造出的幻觉，好似是纳粹集中营里曾发生过的以人体器官为实验对象的可怕场景。同样是用视觉语言营造出冷静的科学实验氛围，在《Untitled c.》里，罗斯科将脏器、脊椎等人体器官绘制在隐约可见的深红色背景前。罗斯科将这些器官的形状都绘制得偏窄长，呈现出一种受惊之后的紧缩态。然而，所有呈紧缩态的人体器官都被象征着圣洁的生命之光的白色环绕包围，这其中体现的深邃情感，或许源于一种见证了人类的苦难和集体伤痛之后流露出的神圣之爱。或许是由于作品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罗斯科的《Untitled c.》和王广义的《通俗人类学研究》都是用时两年完成，两位艺术家在创作时都经历了漫长的思考，但作品中传达出的情感浓度，均未随着创作时间的间断而呈现前后矛盾或浮动之态。
另一位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阿道夫·戈特利布在《Voyager's Return》中借用来自人类学博物馆里的原型图案，和在原住民部落里搜寻到的图腾符号创造出他的艺术语言。这幅作品同样是创作于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与戈特利布其他的象形画作品一样，用线和方格分隔开了蛇、螺旋形状和人脸等图案。和《通俗人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图像并置的不同之处是，《Voyager's Return》中的人头、人面和人耳等视觉元素似乎拥有某种内在的叙事逻辑和艺术关联，而《通俗人类学研究》作品中体现出的视觉秩序则是审慎的，且似乎受理性精神的指引。尽管《通俗人类学研究》或许有着与《Voyager's Return》相似的追寻原初精神的创作意图，但前者停留在了种族问题和社会学思考上，在身体现象学层面的探寻只在艺术家潜意识的层面发生过。《Voyager's Return》画中的情感则更为隐晦和神秘，其中各元素所构成的叙事，仿佛是航海者在他的方格盒子里整理着旅行归来的物件，寄希望于用精心设计的陈列重造一个原始乌托邦，一个没有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伤害的乌托邦。阿道夫·戈特利布曾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旅居多年，因此二战后他的作品里出现了许多神秘的象征符号。同样是发生在潜意识层面，与王广义基于人类学的思考和探寻不同的是，戈特利布创作时似乎打开了接收原初能量的开关，连接起了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通道。这一创作思路与身体现象学中提倡的合一观相契合，即身体器官的组合变为了一个环形封闭的世界，而周遭场域的能量又与身体器官合一,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觉场，并以艺术表达为出口，将战后集体情感转译为一种全新艺术语言。戈特利布则是在此过程中与原始主义艺术进行了一次扑朔迷离的对话。
《通俗人类学研究》创作于2017和2018年间，王广义称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纪录片里被标上了人种名称的肤色各异的面孔，他从中受到启发，在作品中将人体头颅并置排列并标注上人种名。这看起来似乎是种缺乏情感，近乎冷漠和麻木的艺术表达，实际上却是艺术家收起了自己对种族间发生的暴力血腥事件的愤怒之情，并将强烈的情感转化为了一次对人类世界的反思之作。从头颅和面孔等人体器官切入，是王广义借颅相学和人类学作幌子，以虚晃的艺术姿态对人种冲突的根源开了一枪，发出了无声但尖锐的质疑。只是，与将战后的集体伤痛转化为艺术语言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作品相比，《通俗人类学研究》止步在一个可以无限延长的起跑线上，艺术家在用直白的表达将种族和暴力等议题交给观看者之后，收起了对人种、人类角斗场以及生命之本源的强烈情感，不再进行更为深入的艺术探寻和实验。然而，在作品中去触碰和回望二十世纪最为严重的种族事件，已经让艺术家进入到了与人类循环往复的集体性伤痛对话的螺旋体里。这一螺旋体是戈特利布在《Voyager's Return》左侧画出的耳廓形状，它勾勒着产生人类集体情感的入口标志，也暗示着清理出集体伤痛情感的出口。出口即是入口，只是冲破迷宫和螺旋路线的器官——耳朵——却被角斗场上不断响起的喊叫声震得几近麻木。集体伤痛仍在发生，而新语言尚未如期诞生。它将是一个兼具人类幼稚期、康复期和耀升期特质的，能带领人类族群走入新阶段的，能引发更强集体情感共振的新语言。
参考资料
Scarry, Elaine.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obbs, Robe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作者
李荷力是一名写作者、诗人、艺术创作者和研究者。她的作品常探讨时间和空间的本质，以及离散、集体创伤、当代城市环境等社会议题。通过开展基于跨学科研究的艺术实践，她在图像、文字、象征符号和综合材料之间建立多维度的连接。她研究和写作的主题包括艺术哲学、战后艺术流派、视觉社会学、图像志和象征主义。她的文字作品常见于学术期刊和诗歌杂志，艺术作品曾在罗马、芝加哥、苏州和重庆等地进行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