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辨-投机”的当代艺术：导读玛丽娜·维什密特

按语：本文为《歧路批评》“Speculation”系列文章之一。批评家玛丽娜·维什密特（Marina Vishmidt）（1976–2024）在其著作《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艺术与资本中的价值主体性形态》（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2018）中考察了艺术创作中的思辨与金融资本中的投机在生产模式上的趋同和呼应，并着重讨论了劳动在此种以 “speculation”（思辨–投机）为特征的生产模式中的位置与处境。本系列是对这一理论视角的回应，同时也是沿其提出的问题所展开的一种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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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角度回看创刊于2007年的中文学术期刊《当代艺术与投资》，很难不让人感到惊讶。惊讶的原因首先在于这份杂志曾刊登过那么多深刻的评论文章，以及大量翻译、介绍国际当代艺术和理论思潮的内容——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惊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严肃的、带有批判性的讨论竟发生在一个名称中带有“投资”的杂志中。这份杂志的源头是同样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创刊于2006年的期刊《艺术与投资》，后者的介绍这样写道：“杂志以专业、冷静的态度关注国内和国际的艺术市场动态，理性梳理、分析艺术财经，以独到的嗅觉和眼光推介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艺术门类和艺术作品……让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艺术现状，并兼顾与艺术投资紧密相关的鉴赏门道，是艺术投资理财公正有素的观察者和导航员。”这段介绍展现了在当时的中国艺术与投资的紧密关联：艺术品被视为投资的对象，其意义与市场价值不可分割。然而，翻阅《当代艺术与投资》，这一结论便显得可疑——《当代艺术与投资》里刊登的文章、讨论的问题，以及由这些文本所构成的所谓的当代艺术话语空间，似乎与“投资理财”相距甚远。那么，为何“当代艺术”与“投资”会在这本杂志的名称中并置？

如此发问，为的不是考证这份杂志的创刊始末，而是试图将这一并置视作一个寓意深刻的历史缩影。它所包含的深层寓意，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投资与当代艺术在这里不是并列、组合的关系。投资是当代艺术得以发生的物质条件，当代艺术发生在以投资为标志的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更进一步说，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政治活动，当代艺术是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当代艺术与投资的关系不是一项选择（在是否、有无之间），也不能被化约为某一件作品与投资的关系。当代艺术发生在投资之中，当代艺术与金融资本在生产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体性——层面是相互呼应的。玛丽娜·维什密特（Marina Vishmidt）的著作《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艺术与资本中的价值主体性形态》（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2018）正是对这一命题的阐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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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问一件作品对它所处时代的生产关系持怎样的态度，而想问：作品在它的时代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1]这是本雅明在《作者作为生产者》（The Author as Producer）中提出的问题视角，它确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批评范式。“在……中”的关系意味将作品以及创作活动锚定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意味着从“身处其中”的位置出发，考察文学创作的“技术”（technique）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抵达评判作品究竟是倾向革命还是倾向反动的批评向度。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意图建立的理论问题和批评向度，延续并发展了本雅明主张的问题视角。我们可以将维什密特在这本书中探究的问题概括为：艺术家及艺术作品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对于维什密特来说，这个问题包含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1）当前社会生产方式的特征；2）艺术生产和艺术家主体性与此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为了同时把握这两个方面，《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围绕“speculation”一词的双重含义展开。一方面，speculation所指的思辨逐渐成为创造性劳动中那部分最远离传统体力劳动形式、最脱离物质生产过程、最富抽象性的思维活动的代名词[2]；另一方面，speculation也指金融市场中的投机，即投资者通过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预测，以期在短期内获取利润的行为。维什密特将金融意义上的speculation视作当前——也可以认为是当代艺术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状况下的一种标志性生产方式，进而考察艺术家如何通过自我投资（和投机）和自我人力资本化，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完成主体化。[3]

贯穿《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的核心线索是思辨与投机之间既有差异又趋于一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这一组关系的剖析，维什密特试图识别出金融资本主义状况下艺术生产包含的内在矛盾，即以艺术生产为代表的劳动在金融化社会的生产逻辑中形成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结构。这一工作同时清理了过时的、已失效的矛盾，从而回应了“艺术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书中尤为精妙的是对“自律”（autonomy）与“他律”（heteronomy）这组关系的重新阐释。维什密特指出，在由“思辨-投机”主导的生产方式中，这对传统范畴的结构性对立不再成立，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套、彼此渗透的新型结构——这种复杂互动已经突破了阿多诺经典理论框架的解释边界。具体而言，在“思辨-投机”生产方式中，艺术的自律反而变成一种工具：艺术被赋予的自律——即独立于雇佣劳动乃至超越一切劳动的特质——恰恰使其自然而然地被金融生产关系所吸纳（subsume），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理想的投机标的。[4]而最终在更高维度上保持自律、自主，化解了否定性干扰的，是资本主义本身。这一洞见与书中的另一个观点相呼应：艺术家主体性——以及艺术生产中对历史素材、现实素材、话语资源及其他艺术形式的自由无拘的运用——实质上隐含着对资本逻辑本身的结构性认同（identification），并表现为对其生产方式的模仿（mimic）和效仿（emula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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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对于“思辨-投机”的讨论不局限于当代艺术内部。书中反复出现的“艺术”一词所指涉的，似乎不过是与“思辨-投机”这一概念对应的生产方式最为契合的历史性场域，该场域最核心的症候，依照书中的论述，体现在“speculation”所包含的双重含义之间的张力——一边是思辨可以达到的开放和宽广，以及其中蕴含的（彻底的）“否定性”潜能[6]，另一边是以金融投机方式为主导的、看似无限但其实是封闭的差异与波动的再生产机制。

相应地，维什密特提出的批评向度也绝非对“思辨-投机”生产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试图通过借助这一概念重新确立批评的坐标。维什密特敏锐地捕捉到，在“思辨-投机”生产方式中，尽管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差异仍然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以及对受益者与受剥削者的划分——却变得越发难以界定。这一判断势必会引发来自传统左翼批判立场的质疑，而正是这种张力，凸显了这项理论工作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维什密特不但没有抛弃对于阶级问题和对抗性的思考，反而强调通过“思辨-投机”更为有效地辨认出对抗性的位置。[7]

回到艺术领域考察，传统制度性分野（营利与非营利、商业画廊与公共机构）已然失效，恰恰是非营利的运作方式——即当代艺术、非营利架构、金融资本三者在西方现行体制下发展出的在基础设施层面彼此嵌合的关系，以及这一模式的全球性输出——更深刻地体现了“思辨-投机”这一生产方式。维什密特在书中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剥削框架，从而使得艺术文化领域的复杂性，以及如无酬劳动、“为爱发电”等特有现象，连其中蕴含的的否定性潜能，得以被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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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的讲座“从‘思辨-投机’到基础设施：当代艺术的政治中的物质与方法”（From Speculation to Infrastructure: Material and Method in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Art）中，维什密特从自己过往参与的各种自组织和地下反主流文化实践谈起，最终落脚于对“基础设施批判”（infrastructural critique）的构建。这一转向绝非偶然，如她所说，她的工作始终聚焦于“可能性的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而基础设施正关于可能与不可能的分配。[8]维什密特强调，她所说的基础设施（若按字面意思直译，亦可理解为“下层结构”）并不等同于设施或机构，基础设施批判首先需要与机构批评、机构实践区分开来，它恰恰是在机构实践失效的地方发生和运作的。[9]

作为维什密特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之一，这场讲座不仅串联起她工作中“思辨-投机”与基础设施两个核心面向，更预示着她未竟的研究方向。尽管相较于“思辨-投机”，基础设施批判的概念尚未充分展开，但我们不妨将《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视作一个奠基性的基础设施批判实例：它通过厘清艺术-资本-劳动三者的关系，穿透了笼罩在艺术周围的层层迷雾，迫使我们必须重新直面本雅明式的追问——"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一追问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不仅使以各种方式参与当代艺术基础设施再生产的主体能够绕开那些早已失效的关于艺术与资本的道德主义陷阱，更关键的是，它孕育着一种在必要时能够挣脱“当代艺术”这一历史范畴的行动潜能。而使得“挣脱”成为可能的关键，既不在于一个实际存在的替代性生产方式，也不诉诸某种纯净的“外部”，而是取决于一种能够将艺术从“思辨-投机”的幻象（借用本雅明的用词，即“phantasmagoria”）中剥离出来的能力。正如这本著作副标题中的“价值主体性”所提示的，这项基础设施批判的实践意义最终回归到一个核心问题——当艺术的幻象崩塌之时，身处其中的主体该如何定义自身的价值？又应如何思考并实践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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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Walter Benjamin, ‘The Author as Producer’,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2, Part 2: 1931–1934, ed.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et 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68–782.

[2] 这个意义上的思辨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提出的思辨命题。Marina Vishmidt, 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Forms of Value Subjectivity in Art and Capital (Brill, 2018), pp. 55-58.

[3] 参见《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的第一章对于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讨论。

[4] Vishmidt, 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pp. 93-94.

[5] 维什密特在《作为生产方式的“思辨-投机”》的第三章着重讨论了艺术家主体性的问题。关于艺术家主体性及艺术生产方式对资本逻辑的结构性认同，维什密特援引了Susan Buck-Morss在《Envisioning Capital》一文中的相关论述。Vishmidt, Speculation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pp. 126-129.

[5] 有关“非盈利”架构，尤其是美国语境下“501(c)(3)组织”的讨论，参见：Randy Martin, Knowledge LTD: Toward a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 (2015,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6] 这里的“否定性”（negativity）概念源自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主张一种始终保持对“非同一性”敏感、拒绝将概念与现实视为完全等同的开放性否定性，以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最终趋向统一与肯定的封闭体系。维什密特在其著作中采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否定性”概念，并从这一视角考察劳动在“思辨-投机”生产方式中的位置。

[7] Fred Moten与Stefano Harney合著的《All Incomplete》（Minor Compositions出版社，2021年）将维什密特关于对抗性的讨论吸纳到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批判理论中。

[8] Vishmidt, ‘From Speculation to Infrastructure: Material and Method in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Art’, On Curating Issue 58, March 2024. https://www.on-curating.org/issue-58-reader/from-speculation-to-infrastructure-material-and-method-in-the-politics-of-contemporary-art.html

另一篇发表于2021年的文章同样讨论了“基础建设批判” 。Vishmidt, ‘“Only as Self-Relating Negativity”: Infrastructure and Critique’,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Arts, 13(3), 2021, pp. 13-24.

[9] 在即将由Verso出版的文集《基础设施批判：再生产与废除之间》（Infrastructural Critique: Between Reproduction and Abolition）中，维什密特写道：“...the whole premise of infrastructural critique is to forget about insides and outsides as limits or borders for us—which is what 1980s and ’90s institutional critique often boiled down to, until its austerity was upgraded and franchised by relational aesthetics—and take them up as part of the productive equipment afforded to us by the art field, both economically and ideologically”。文集节选发表于e-flux，2025年6月。https://www.e-flux.com/journal/155/675808/infrastructural-critique-between-reproduction-and-ab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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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伟田，《歧路批评》的编辑之一，目前由Asymmetry博士奖学金支持，就读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Advanced Practices项目。他最近成立了一个名叫“新新旧新新”（newnewoldnewnew.com）的研究中心/实践基地/门派。

感谢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对本文稿酬的支持。

感谢通过“赞助人计划”支持《歧路》的个人与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