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伟田

何谓真相?——谈作为当代艺术的“法证建筑”

作者:刘伟田


评:展览 《法证建筑——循淤索迹》

地点:无空间,沈阳。 时间:2020年9月10日-2021年2月5日。


“法证”与“建筑”两个词语的并置催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甚至有些令人生畏。对于当代艺术空间和前来一探的观众们来说,“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的视频作品似乎显得过于直白,像一篇篇精心制作的研究报告,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艺术形式。因此,批评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作品与当代艺术是何种关系?


《法证建筑——循淤索迹》展览现场,图片由无空间提供。

严格意义上讲,“法证建筑”首先是一个研究团体,由多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隶属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其调查主要针对国家暴力和人权侵犯事件。正在沈阳无空间进行的展览《法证建筑——循淤索迹》展出了“法证建筑”于2013至2018年期间完成的三项调查,均以视频形式呈现。其中,《77平方米_9分26秒》(2017)和《扣押Iuventa号》(2018)的调查结果都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或相关调查委员会。前者调查了某德国情报机构特工在德国新纳粹组织成员谋杀外国移民事件中的共谋嫌疑,从空间、视觉、听觉等多个方面认定该特工并非清白。后者牵涉到意大利当局对“Iuventa号”非政府组织搜救船在地中海协助难民非法入境的指控,调查通过分析有关视频和照片对事件进行还原,驳斥了意大利当局的指控并谴责其有意阻挠非政府组织在该海域进行合法活动。第三件作品《米尔阿里的无人机袭击》(2013)展示了“法证建筑”团队的另一种工作方法:基于一名无人机袭击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调查团队在既无法进行实地考察也没有清晰照片的条件下通过数字建模重构事发现场。


此三项调查都运用到电脑成像技术,如同破案节目中的“情景再现”环节一般还原事件经过。建筑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事发地所处建筑空间是重要的证据材料;三维模型所处的数字空间既能用于交叉比对、核实多项证据,又是呈现被还原事件的媒介。除建筑以外,图像的运用也至关重要。例如, 欲还原“Iuventa号”搜救船在地中海救援难民的具体经过,调查团队必须依靠事发海域多个船只上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再如,建立数字模型同时也是制图,二维与三维、建筑与图像的边界在数字空间中不复存在。无空间的展厅布置呼应了视觉与空间的交织,地面上的正方形网格对应着决定卫星图像分辨率的基本像素单元。走在其中,观者仿佛变身为卫星画面中的一个黑点,或者是数字空间里的一件模型。


《法证建筑——循淤索迹》展览现场,图片由无空间提供。

对物理空间的法医式检验和精湛的数字建模技术都是值得探讨的建筑实践,但对于站在“公民社会”一方的“法证建筑”来说,重塑法证调查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无论是控诉德国国家安全机关还是为非政府组织辩护,“法证建筑”的调查并非香港TVB经典电视剧《法证先锋》中由法证、法医和警方协同进行的侦查活动,而更接近热门网剧《沉默的真相》中两位主角在分别失去了检察官和警探身份后仍继续搜集证据、探寻真相、挑战权贵的过程。可以说,“法证建筑”的调查是对现有法证程序的挑战和颠覆,是创始人埃尔·魏兹曼(Eyal Weizman)提出的“反法证实践”(counterforensics),这一实践政治性——以及与之相连的艺术性——在于试图打破国家和企业对法证调查和真相叙述的垄断。[1]


通过挪用法证调查的手段反过来制约权力,同时探索以建筑为主导的全新取证手段和举证方式,“法证建筑”实现了政治、学术、建筑和司法的结合。多股力量的并存衍生出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如果由国家垄断的法证调查得出的真相无法令人信服,那么作为另一种政治力量的“法证建筑”该如何为自己并非中立的立场做出辩护呢政治性与客观性的不可调和在展出的作品中凸显出来:一方面,调查涉及到如新纳粹组织运动和难民问题这类政治事件,“法证建筑”所持的立场不言而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进行这些法证调查是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视频呈现了研究团队对被调查事件充满技术性的理性重构,采取了一种近乎客观的角度向观者介绍事件的经过。

“法证建筑”,《扣押Iuventa号》(2018),视频截图,图片由无空间提供。

上述矛盾在当代艺术空间里变得更为复杂。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如何理解“法证建筑”的调查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将法证调查作为当代艺术实践展出,是因为调查结果在司法体系中作用有限而不得不向更为开放的艺术世界寻求庇护,还是因为当代艺术展览被视作在网络和印刷品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两种解释都不无道理,但我想引入另一种观点。试想,既然人们可以在“法证建筑”的网站上浏览调查项目的视频和文字介绍,也可以通过媒体和相关民间组织的报道了解这些调查的内容和结论,那么在疫情笼罩的2020年执意将三个本可以在线观看的作品置入实体艺术空间是否显得多此一举?这个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空间相较于媒体和法庭的特殊之处,以及“反法证实践”作为当代艺术的深层含义。


在我看来,在当代艺术空间观看法证调查与在电脑屏幕前阅读新闻报道不能混为一谈。“法证建筑”在当代艺术空间的出现并非仅仅为了向观众揭露某种真相并传递背后的政治讯息,而更像是在展示真相的生产方式以及抵达真相的条件。换言之,无论调查所呈现的真相看起来多么无懈可击,身处当代艺术空间的视频作品超越了单向传播某种实用信息的功能,转而引起观者对抵达真相的途径和前提加以反思。


更加重要的是,“法证建筑”咄咄逼人地将充斥着政治性的真相置于当代艺术空间,实现了调查研究、当代艺术和政治实践三者关系的重构。身为一个研究型项目,“法证建筑”如闯入者一般挑战了当代艺术空间中盛行的研究型展览(这些展览仿佛既能够以中立名义对某些真相避而不谈,又能以与生俱来的权威姿态对另一些真相进行“客观”叙述)。如果我们大胆地将“反法证实践”对法证程序现状的攻击转移到当代艺术的生产方式上,那么,不难发现,由政府或企业资本主导的当代艺术空间已然形成垄断之势,几乎顺理成章地支配着艺术生产——甚至是知识生产——的方方面面。由此看来,作为当代艺术的“反法证实践”向观者抛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面对被权威支配的艺术体系,我们如何找到新的抗争工具,质问、挑战、破除垄断?

[1] 埃尔·魏兹曼:《法证建筑》(纽约:Zone Books出版社,2017),第68页。Weizman, Eyal. Forensic Architecture: Violence at the 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17), p. 68.


延伸


法证建筑自述


法证建筑官网 https://forensic-architecture.org/


Forensis: The Architecture of Public Truth. Edited by Forensic Architecture (Sternberg, 2014). 此书引言部分的中文翻译可以通过无空间公众号阅读。


Weizman, Eyal. Forensic Architecture: Violence at the 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17).


Weizman, Eyal. ‘Open Verification.’ E-flux (June 2019). 本文中文翻译刊发于澎湃新闻,题目为:“法证建筑”:在黑暗认识论的阴影下还原真相。


对谈、采访


Weizman, Eyal. ‘On Forensic Architecture: A Conversation with Eyal Weizman’. Interview by Yve-Alain Bois, Hal Foster, and Michel Feher, OCTOBER 156, (Spring 2016), pp. 116–140.


Weizman, Eyal and Zachary Manfredi, ‘‘‘From Figure to Ground’’: A Conversation with Eyal Weizman on the Politics of the Humanitarian Present.’ Qui Parle 22, no. 1 (Fall/Winter 2013), pp. 167-192.


其它


Keenan, Thomas. ‘Counter-forensics and Photography.’ Grey Room, no. 55 (Spring 2014), pp. 58-77.


Tazzioli, Martina. Review of Forensic Architecture: Violence at the Threshold of Detectability by Eyal Weizman, Radical Philosophy 2.02 (June 2018), pp. 97-100.


顾虔凡,何雨祺。再“杀”一次死者——让真相显露的“法证建筑,有方,2017年12月。


潘赫,“法证建筑”展评,ARTFORUM中文网,2020年10月。



作者:刘伟田,艺术史与摄影史研究者,《歧路批评》主编,不经常写作,关注视觉文化和当代艺术,更关注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