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那时被强行抬走的时候，有些东西丢失了，也有⼀些被抖了出来。”
这是一个空心狮子铜像的自白，在李继忠的作品《复还、修缮与进退维谷》中由一个粤语女声娓娓道来。香港日据时期，它从城市某处的广场被掠夺到日本，就此被卷进了历史的链条，咯咯作响，至今仍不时因细微的摩擦冒着黑烟。在时空和权力运行的旅程里，假如它有灵魂，也一定会对自己的位置产生困惑吧。随着影片，我试图想象着它在汽船底层仓库里如何消磨那些时间。海上颠簸，偶尔会有日本船员进出，它也许能察觉到那种语言和曾经身处他处时所听到的不甚相同。它常常凝视着⼀边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那纪念碑气派一时，顺着帝国权力的光泽嵌入殖民地的维多利亚广场，现在也沦落到与杂物废品和混沌的灰尘共处一室。抵达日本后它们的象征和身份消殉殆尽，在盟军眼里不过是一堆贵金属原料，尚可用来回炉铸成军团的武器装备。然而兜兜转转，包括它和女王在内的四座铜像竟然幸免于烈火，三年后回故土。可惜早已时过境迁。它云淡风轻：“变换即是永恒”、 “把骄傲寄托在死物上，你说人类是不是愚昧虚妄得可爱？”作为一个交缠了权力象征和社会意义的部件，它在那个时代注定漂流失散。那作为人呢？
看完放映走出画廊，天色已黑，冬令时让伦敦的夜晚来得更快。方才沉浸在东亚语系的历史语境中的两小时让我又产生了错位感。像⼀辆列车载着那些时刻从我的意识里离站，轨道被牵连着发出阵阵轻颤。但很快我就消解了这种感觉，最近两个月里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不过，这件作品里的内部视角引起了我的强烈共情。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跨越国界和话语体系流通的物件，观察着外面震荡变化的世界。
“有些东西丢失了，也有一些被抖了出来。”——丢失的是与国内语境连续互动产生的稳固身份，抖出来的是更为波动、难以言说的认知框架与自我定位。
两个多月前我抵达伦敦，正式开始攻读艺术史的学位。与铜像在他乡重熔再造的命运相似，我被一下子释放到了全新的语境，⼀个充斥着反殖民主义话语和施加身份政治肥料的文化土壤。这里也有⼀套新的语言：西方—非西方，白人—黑人，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边缘，自我—他者……我略显尴尬却理直气壮地使用着，这些滞重而宏大的词汇让人不敢轻视，但它们对我来说是什么？当我使用它们的时候，对我本身产生了什么作用？还是说这不关乎我本身，仅仅是流通中我与这个话语系统相接的副作用？
我的尴尬来自经验的缺失和话语的错位，两者推着我前进。我必须时不时地校准我的定位，选择一个既安全又有能动性的角度投入其中 ，满足课程需求和自我提升的愿望。中国佛教艺术课上，我扮演着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博物馆理论课上，我为自己并不熟悉的原住民艺术品声张正义；艺术史理论课上，我用后殖民或马克思理论介入艺术品的分析与评论。我就读的学校以左翼和反殖民主义视野而闻名，这样的校园无疑为多样的生成提供了空间 。尽管如此，一种焦灼感也始终徘徊在我心头——在如此庞杂的或重合交叉或平行的多重语境里，我该如何生产？又该生产什么？
感知在交战，我不断把它们区分又整合，以便嵌入不同的图像、语言和象征系统中。但有时我也会察觉到言辞的无力，也许这是理论学习的必经之路。某一天的艺术史课堂上，讨论开始于现代艺术对非洲原住民艺术的挪用与排除，我们接着又谈到“另类叙事”。可这种“另类”到底怎么写，由谁来写，用什么具体的词汇？教授磕磕绊绊的语气预示了问题的艰难。我对同学说，问题在于甚至没有可替代的语言来进行新的描述。前两天我刚好看了一篇文章介绍印第安艺术家发起的no word for art运动，大意是讲“艺术（art）”一词是一种方便西方叙述的建构，在印第安人原始的语言中不存在能与“艺术”对应的词语，因为他们的祖先对于经验和表达的关系非常直接和自发。似乎修正主义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现代性和殖民性是一体两面，今天的世界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上。批判的目的未必是要推翻现有的一切，我了解殖民主义话语也不是为了给我的知识体系增添一块孤立的拼图，而是为了建立另一种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单方主导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叙事，还可以是什么？那种渴望如此迫切却始终遥远，遥远得让我们难以想象。
这堂课以无数的疑问和挫败收尾。另一门历史课却意外的给了我答案，我接触到了历史学家杜赞奇（Duara Prasenjit）提出的“复线（bifurcated）历史”的概念。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中。历史叙述在发掘过去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散失的部分来考察“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被排除和遗忘的历史得以在这个考察的过程被揭示。这一方法被作者用来例证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如何对抗单线的叙事传统。同样它可以用来解放任何被压抑的群体和过去：黑人、女性、少数群体、不正确记忆......如果我们已经预见到单一结构的困境，至少现在可以珍惜和保护正在发生、却注定要被抹去的那一根根细线，给将来留⼀个可以抽丝剥茧、提取出复线的切口，编织出一个更和解的网。
相比于艺术学科，史学的新鲜视角和其对自我了解的有效性让我沉迷。更何况，在海外的环境难免会碰触到政治身份带来的复杂性。将自己暴露在复杂中是一场认知层面的涉险。出于种种个人的情感和选择，我已经知道有什么能越过各种知识的滤膜，准确刺痛我。一个民族的历史概念往往是过去与当下的消极联结，而非积极的关系，这是关于创伤的话语的矛盾所在。那段时间流连于中国现代史档案库的我很清楚这种矛盾。我固然知道记录在册的不一定完全还原，对奇观的凝视更容易误入歧途。禁忌铭刻成一座独木桥，现在我有了走过去的机会，却发现两边是如此的割裂和二元对立，以至于试图弥合的付出只能由个体承担，在不同的思路和选择中反复横跳，忍受着煎熬和穷途末路的疲劳。
我也会担心过度陷入对身份的凝视，而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动性。一个午后我踩着唰唰的落叶来到距离学校一条街的画廊，那里正在展出艺术家蒲英伟在伦敦驻留期间的展览《血字的研究：革命现实主义的再次起源》。一进入展厅，熟悉的视觉威力迎面而来。红色扬厉的大尺幅绘画昭示着权力的在场。几乎是同步，我开始局促、紧张，突然不再受限的创作和观看环境竟然让我不习惯，意识到这点后我先是想笑，然后立刻陷入失落。如果不是一样拥有中式反馈机制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份波动。那么展览主题所指的是哪种革命？什么现实？它们的主语是我吗？凑近画布，我发现艺术家确实很会“画”，各种图像的拼贴涂改让画面的质感与文本极具可读性，再现了意识形态美学的传统：文字、人物头像、品牌标志、旗帜......我无意钻研他的象征系统，那里有无数的空间，铺开顺畅、倒刺和拧巴的小径。任何人都能获得隐喻和解释。就像⼀座棱镜，散射出不同异见的光线。
博尔赫斯曾经描绘了一个地下室里包罗万象的小圆球——阿莱夫，如果它真的存在，应该就是无限趋近于曲面的棱镜切片，视觉相接的那个表面，一步一景。艺术家制造的是阿莱夫吗，我不知道，但他显然卷入了这样一个多方面与本土错位甚至相斥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勇敢投身其中。互补的经验提供了全景的观看。反身，回旋，弥散，从内向外，新的叙述似乎在显现。
我低头看见画廊地板上涂鸦和碎片的纸屑，像经历过激烈的斗争后的痕迹，也可能是一出粗糙的庆典。谁说得准。展厅里石柱上有一些彩色的传单，比起传单不如说是宣言，写满了艺术家独创的“帝国字体”（由俄文字母、英文构词和中文字体共同构成的文字）。三个庞大的主体纠缠在一起，本土、现场和历史在这里交汇，写下未来的预言。我拿起一份，踏出画廊融进街道。那上面写着：“Tomorrow you are about to enter a red era”。我把它带出来，它把我带进去。
然后有了这篇文字。我后来查到阿莱夫是希伯来语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我试图用一种感性的、描述性的语言来生产一根细线，避免编织进被建构的某种“真实”。我多次踌躇不知如何选择措辞才能精确地表达。在自我审视和审查中，文字背后的立场与信念也在参差跳跃。依然有困惑，庞大模糊的一种困惑，我所做的就是面对它。不断试探和对抗，才能创造出建构的能量。
作者
小丘，艺术史初学者，喜欢漫无目的写作，现居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