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在艺术作品中的是谁的劳动？谁的劳动得到了估价？又是谁来予以估价？为什么？从政治的角度，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看到这种作为社会存在一份子的劳动的存在，从而要求艺术家某种程度的参与？合作过程和/或社会实践有什么样的前景，从而在中国能够促成艺术与劳动之间愈加丰富的关系？”[i]
策展人姚嘉善在《生产模式：透视中国当代艺术》（2008）一书中提出了以上问题。这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当时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包工头艺术家”现象，在作者看来，这种大规模的艺术制造方式颇具中国特色，它既牵涉到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也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化和跨国资本影响下的转变。除了审视在某一时间、地点出现的特殊艺术生产方式，此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有关艺术的讨论指向了充满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议题——劳动。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与艺术相关的劳动，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长久以来，艺术被视作一个自主的场域，这可以说是艺术的自我塑形和自我赋魅，也是多股力量共同维护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与艺术相关的劳动被等同为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艺术性创作，某种体现了艺术天赋的脑力活动，而体力和技能性劳动都不被给予同等重视。这一情况在当代艺术中得以延续，根据这样的划分，艺术家和策展人处在艺术生产的中心位置，他们和艺术机构一起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利益，而艺术世界的边缘群体——保安、布展工人、助手、运输工、实习生、志愿者等等——则往往不被视作艺术从业者。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讨论被边缘化的劳动是否也具有艺术性，而是想指出艺术生产涉及到的多种劳动在现行划分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现有的划分方式蕴含着一种内在的暴力，它将相当一部分同样服务于艺术生产的劳动与艺术生产剥离开来，拒绝认可这些劳动者作为艺术从业者的身份，将他们孤立于艺术行业之外。这种内在的结构性暴力在本月发生的一件事中暴露无遗。
3月9日，一名工人从北京木木美术馆楼顶铁皮房坠落，后不幸去世。事件发生后，网上的讨论有的关注救护车抵达不及时的情况，有的从建筑和施工规范角度分析事故原因 ，还有的对美术馆创始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的回避表示不满。几天后，木木美术馆的新展顺利开幕了，尽管社交媒体上仍然有一些零星的质疑声，但坠楼事件的风波似乎就此结束了，没有任何力量继续向馆方施压。
整件事最令我失望的地方莫过于艺术界对此事所持的冷漠态度。除了个别自媒体的关注和一些不带立场的新闻报道，大多数艺术从业者和相关媒体均保持沉默。此次坠楼事件仿佛是一场不值一提的意外（对木木美术馆来说，这显然是一场恼人的意外）。究其原因，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对于大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这位工人和艺术从业者扯不上关系，尽管他的不幸逝世令人遗憾，但此事与我无关。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话说，这位工人的生命的“可悲恸性”(grievability)对于艺术从业者来说是及其有限的。[ii]由于发生意外时的劳动不被视作与艺术相关的生产，“真正”的艺术从业者无法通过这层联系与他的生命形成共情。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工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是不值得哀悼的——结构性暴力在此显示出它的威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代艺术世界内部不断生产繁殖的高低阶序、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关系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投射。美术馆努力保持着光鲜的姿态，一方面以近乎“纯净”的精致形象呈现在公众（不如说是承担得起文化消费的目标客户）面前，另一方面竭力与工人和劳动这类群体和概念保持距离。然而，无论是美术馆的建造和维护，还是艺术品和展览的制作，都离不开许许多多被“他者化”的底层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悖论（和暴力）恰恰是多数美术馆运作的基础和内在逻辑——美术馆背后资金的来源（比如地产商、银行等），以及艺术机构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方式，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站在工人的立场为他们争取利益。此次坠楼事件发生后馆方迅速的舆论控制（微博控评）和公式化的危机公关都是这种暴力的体现。
木木美术馆坠楼事件将美术馆自身涉及的劳资关系放到了显著位置。作为资本一方的美术馆是否为工人提供了安全的劳动条件和环境，美术馆与施工团队之间的雇佣协议是否保障了意外情况下工人的利益，责任认定和后续赔偿如何进行，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和追究的。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大多数艺术从业者同属这一劳资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他们（或者说，我们）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如何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团结互助？
现实情况并不乐观，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上个月，几位年轻策展人举办了一场线上讨论会，邀请多位艺术家分享有关合作的经验和工作方法。[iii]在临近尾声的问答环节有人发问：策展人如何为参展艺术家争取更多的艺术家费用？一位策展人回答道：策展人没有义务为艺术家争取费用。这一回答似乎得到了房间里多数人的共识，在没有其他发言者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此结束了。
这样的回答在主题为“合作”的讨论会上显得格外讽刺——如果策展人与艺术家都无法为对方考虑，那么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看不到艺术从业者为坠楼的工人发声了。在这场讨论会中，当代艺术中的合作像是追求效率的管理学和精打细算的交往活动，合作预设的前提是分散的个体和按照学科划分的相互独立的专业知识（按照这一划分，艺术家被归为一类特殊工种），追求的目标是参与合作的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以及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按照项目制（请注意“项目”作为一种生产和管理模式与军事活动和企业活动的相似程度）开展工作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像是在MBA课程里分享项目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他们深谙后福特资本主义状况下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也懂得如何利用由此建立的人脉关系将自己推向艺术阶梯的更高位置。如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否成为团结的纽带，我表示怀疑。
面对这样的环境，紧迫的任务在于从重新定义“我们”，进而将“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解放出来。正如艾里特·罗格夫(Irit Rogoff)所说，我们需要在艺术世界内部重新思考一种新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一种超越了购买、展示、整理昂贵艺术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iv]这项任务的意义远不只为了在当代艺术行业内形成某种联合来抵御压迫和不公，而更加在于重新强调当代艺术打破现有秩序、探索新的可能的潜能和倾向。从所谓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到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开展的各类小型活动，作为激进思想实验室（同时也是庇护所）的当代艺术领域似乎早已开始谋划对某种 “共同体”的想象与实践。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劳动连接的“我们”提供了一种直接有效的思考方式和行动策略，它发生在艺术与社会的每一个连接处，一头指向对艺术生产机制的反思，另一头通往对社会关系的重新配置。
[i] Pauline J. Yao. In Production Mode: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Beijing: Timezone 8, 2008), p. 109.
[ii] 对于巴特勒而言，生命的“可悲恸性”与precariousness（不安定性，又译作“脆危性”）以及“我们”这些概念都密切相关。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p. 13-15. 巴特勒在新书中进一步发展“可悲恸性” 这一概念，详见The Force of Nonviolence: An Ethical-Political Bind (London: Verso, 2020), Chapter One.
[iii] 部分讨论内容之后被整理成文字，详见Trigger触发，回顾｜艺术家工作方法开源 Vol.1，2021年3月。https://mp.weixin.qq.com/s/IjCkrdRKqqJSJ8Ece_dyQg
[iv] Irit Rogoff, “Who Do We Face?”, in Former West: Art and the Contemporary after 1989, ed. Maria Hlavajova, Simon Sheikh (Utrecht: BAK, 2016), pp. 627-628.
延伸
关于艺术与劳动
Dave Beech. Art and Labour: On the Hostility to Handicraft, Aesthetic Labour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 in Art (Leiden: Brill, 2020).
Danielle Child. Working Aesthetics: Labour, Art and Capitalism (London: Bloomsbury, 2019).
Andrew Ross, 萨迪亚特岛现象, Artforum艺术论坛, 2015年10月. https://www.artforum.com.cn/print/201508/8469
“‘Open for Exploitation’: Artists Project Messages on Guggenheim Museum Ahead of Reopening”, Hyperallergic, 29 September 2020. https://hyperallergic.com/590869/guggenheim-museum-projections/
“Artists Withdraw from MCA Chicago Exhibition in Solidarity With Laid-Off Workers”, Hyperallergic, 14 March 2021. https://hyperallergic.com/628974/artists-withdraw-mca-chicago-worker-solidarity/
关于艺术与“人民”
Dave Beech. “Modes of Assembly: Art,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in Former West: Art and the Contemporary after 1989, ed. Maria Hlavajova, Simon Sheikh (Utrecht: BAK, 2016), pp. 559-569.
关于艺术与Commons
An Architektur. “On the Commons: A Public Interview with Massimo De Angelis and Stavros Stavrides”, e-flux journal 17, June 2010.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7/67351/on-the-commons-a-public-interview-with-massimo-
关于艺术与“诸众”
Antonio Negri. Art and Multitude.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关于艺术与“公民想象”
Okwui Enwezor. “Civitas, Citizenship, Civility: Art and the Civic Imagination”, (lecture,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Berlin, 12 January 2012). Available o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Z6OzIUDYA
关于艺术与友谊
Zoe Butt. “Practicing Friendship: Respecting Time as a Curator”, Asia Art Archive, November 2015. https://aaa.org.hk/en/ideas/ideas/practicing-friendship-respecting-time-as-a-curator
作者：刘伟田，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者，也写艺术批评，是《歧路批评》的编辑。
题图：海湾劳动联盟(Gulf Labor Coalition)将抗议标语投影在纽约古根汉美术馆外墙上，2015，图片来自海湾劳动联盟官网。